劉福森

　　●怎樣理解馬克思實現的哲學變革的實質，是關系到我們能否真實地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總體性質、基本特征及其理論價值的大問題。但是，直到現在，理論界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很大分歧。

　　●本文通過對馬克思實現的哲學變革的實質的分析，來闡述歷史唯物主義所具有的世界觀性質，認為：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具有歷史觀的功能，而且具有世界觀的功能。

　　怎樣理解馬克思實現的哲學變革的實質，是關系到我們能否真實地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總體性質、基本特征及其理論價值的大問題。但是，直到現在，理論界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很大分歧。人們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為“唯物論”，這應當是對的。但是，在對馬克思的唯物論的理論性質的理解上就出現了巨大的分歧：傳統哲學教科書把馬克思的唯物論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卻被理解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具體運用或“下屬部門”(歷史觀)。現在，馬哲界中的絕大多數學者已經擺脫了傳統教科書的理解，把“實踐”范疇看成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范疇，并形成了實踐唯物主義、實踐本體論、實踐思維方式等“實踐哲學”的解釋框架。但是，“實踐哲學”派別中的絕大多數人卻仍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僅僅看成是馬克思哲學的歷史觀，否定歷史唯物主義具有哲學世界觀的性質和功能。只有少數學者認為馬克思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本文的宗旨就是通過對馬克思實現的哲學變革的實質的分析，來闡述歷史唯物主義所具有的世界觀性質。我的觀點是：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具有歷史觀的功能，而且具有世界觀的功能。

　　從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的轉向

　　馬克思創立的“新唯物主義”，是對舊哲學的全面否定與超越。它不僅不同于舊唯心主義哲學，而且也不同于舊唯物主義哲學。西方近代哲學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對抽象人的崇拜。西方傳統本體論提出來的問題是：“存在是什么”。用這種本體論思維去追問“存在者”，它提出的問題就是“××的本質是什么”。這種提問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從“多”追問“一”、從特殊追問一般、從現象追問本質、從“變”追問“不變”、從暫時追問永恒、從相對追問絕對。這就是西方哲學的本體論、本質主義的知識論的思維方式和提問方式。它遵循的是“存在者不變、變者不存在”的邏輯，把一切處于變化中的具體的存在物都說成是不真實的“現象”，而本體或本質則被說成是世界真正的永恒存在。當西方哲學用這種本體論思維去追問人時，它提出的問題就是“人的本質是什么”。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一個與動物相區別的抽象的人類共性，一個精心制作的“概念的

　　馬克思向前推進了唯物主義，解決了費爾巴哈沒有解決、也解決不了的任務。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對此問題作了非常明確的分析。恩格斯認為，在對人、自然界以及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的理解上，“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極端憎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他僅僅抓住自然界和人；但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話。無論關于現實的自然界或關于現實的人，他都不能說出任何確定的東西。”恩格斯認為，要實現從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的轉變，“就必須把這些人當作在歷史行動中的人去研究”。“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須由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開始的。”恩格斯在這里指出的是，實現從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的轉變，是超越所有舊哲學、創立新哲學的關鍵所在。實現這一轉變的正是馬克思。

　　馬克思創立的新唯物主義哲學的歷史任務，已經不是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的前提下繼續抽象地解決物質和意識的關系，而是從費爾巴哈出發，解決費爾巴哈沒有、也不可能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實現從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的轉變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須把這些人當作在歷史行動中的人去研究”，確立這些人進行歷史活動的現實條件。這只有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來解決。

　　傳統教科書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只是馬克思的一般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的具體運用，而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是奠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歷史觀。我的觀點正好相反：既然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是以現實的人為理論前提的，那么，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就是奠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不僅在歷史觀上實現了從唯心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變，而且在哲學世界觀上也實現了從舊唯物主義哲學向新唯物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

　　歷史唯物主義何以成為新唯物主義世界觀

　　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不僅僅是一種歷史觀，而且是一種新哲學世界觀，就在于它以歷史的邏輯取代了(自然)科學的邏輯，并進而形成了一種歷史性思維和歷史性的哲學解釋原則。

　　歷史性概念包含著如下意義：第一，條件性和具體性。第二，非終極性和非永恒性。第三，過程性。在上述意義上說，辯證法揭示的正是歷史性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是歷史辯證法。馬克思的新哲學唯物主義的解釋原則——歷史性解釋原則，正是辯證法的解釋原則。當馬克思把這一新哲學的解釋原則用于哲學問題的研究時，就使他的哲學超越了一切舊哲學，成為一種全新的唯物主義哲學。

　　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這里的“思維”是一般的人類思維；這里的“存在”是對一切具體存在者的最高抽象。無論是思維和存在，都是超歷史的。當馬克思以歷史的思維和邏輯去重新考察這一關系時，近代哲學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就變成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這一關系問題不僅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問題，而且也是馬克思的新唯物論哲學世界觀的基本問題。

　　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所考察的是現實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即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考察這一關系問題的前提是現實的前提：“這種考察方法并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這個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現實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當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去看待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時，他看到，人們所理解的存在，都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人們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當馬克思用歷史的思維和邏輯去看人與自然的關系時，這一關系也不再是舊哲學理解的抽象關系，而是現實的歷史的關系：“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性’，而且這種統一性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快或慢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提供的歷史思維和歷史邏輯中，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現實的歷史的聯系。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意義，正在于它為新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哲學解釋原則，即歷史的解釋原則；一種新的思維和邏輯，即歷史的思維和歷史的邏輯。正是這種新的思維和邏輯，使馬克思對舊的哲學問題作出了全新的解釋，在哲學上實現了革命變革。

　　實踐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離開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實踐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必然是歷史唯物主義。”實踐與歷史本來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兩個概念。在這個意義上說，把馬克思的哲學稱為“實踐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應該都是可以成立的。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如果你說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是一個社會歷史的概念，你就必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基礎地位。這是因為，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能為實踐概念提供歷史的邏輯。反過來說，如果你仍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僅僅看成是一般哲學下屬的歷史觀，那么，你講的實踐就必然是抽象的實踐，因為實踐中的歷史邏輯已經被你在哲學的意義上排除了。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實踐哲學看來，實踐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意義在于：第一，強調人的主體性，即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動性；第二，把實踐作為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第三，把實踐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性范疇，也就意味著把實踐的結構——主客體結構作為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結構。從這幾個方面看，歷史的結構始終不能進入馬克思哲學世界觀，而離開了歷史思維或歷史的解釋原則，我們就無法把馬克思哲學同以抽象性為基本特征的舊哲學區別開來。僅舉一例就可以看出實踐哲學背離歷史思維的局限：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應該是正確的。但是，如果離開了歷史的解釋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就會違背辯證法。實際上，我們所說的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實踐”是歷史的實踐：每一個時代的人們都總是、而且只能用他們自己所在時代的實踐去檢驗認識的真理性。我們不可能要求人們用(他們還沒有經歷的)后代人的實踐去檢驗他們自己的認識。這樣，在歷史上就形成了眾多的歷史性的“實踐標準”。這正是實踐標準的“不確定性”。

　　恩格斯發表于1883年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和寫于1880年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都明確指出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其中經濟學的發現是剩余價值學說，哲學的發現則是歷史唯物主義。在這里，恩格斯并沒有說馬克思發現了什么別的哲學。對恩格斯的話我們只能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如果歷史唯物主義不是馬克思的哲學世界觀，而僅僅是一種歷史觀，那么，馬克思就僅僅有新歷史觀而沒有新的哲學唯物主義世界觀；第二，如果說馬克思有哲學世界觀，而他的哲學世界觀又不是歷史唯物主義，那么，馬克思就只有舊哲學的世界觀，而沒有創新性的新哲學世界觀，因為馬克思在哲學上除了歷史唯物主義之外沒有什么別的發現。顯然，上面的兩個結論都是我們不能同意的。要承認馬克思有自己的新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那只能是歷史唯物主義。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