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個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就不可能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

　　撰稿／李華芳

　　一早就收到胡佛研究所的消息，晨光打在玻璃窗上，全是冬日的清冷，沒有一絲暖意。想起前幾日還在讀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的禍害》，寫了一個書評，向這位偉大的“反凱恩斯主義者”致敬。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就聽到了他離去的消息。

　　他已經94歲了，再一次印證了經濟學家較為長壽的“傳言”。屈指算來，離他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已經有30年了。1985年，他曾經在圣安東尼奧(San Antonio)的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的“諾貝爾之路”的演講中，幽了諾貝爾獎一默。他統計說從1968年到1985年，一共有22人獲獎，其中并無女性。所以從以往的例子看來，如果你想成為諾貝爾獎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點是身為男性。但是他卻為羅賓遜夫人遭受偏見抱不平。而另外一項統計說在12位獲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中，有9位跟芝加哥大學不無關聯，不是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就是在此教過書。所以，他建議大家“趕快到芝加哥大學去”。

　　獲得諾貝爾獎之后，他進入胡佛研究所直至今日。人們常說，諾獎總是遲到的，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菲爾普斯的工作，讓人重新回想起那段過往的歷史。菲爾普斯與他一道重新解釋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的關系，無非是在解釋通貨膨脹的成因上，略有不同。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出于對大蕭條的恐懼，凱恩斯主義被廣為接受。在凱恩斯如日中天的時候，提出異見的結果可想而知。他也曾遭受排擠，曾經一度苦悶。

　　不過他還是秉承自己高中時的幾何老師的教誨：“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盡在此，這世上你們每人都知道，你們每人所必須知道的也盡在此。”那位老師總是在證明定理之后，總是引用這幾句濟慈在《希臘古甕詠》(Ode on a Grecian Urn)中的詩句。所以他堅持認為雖然凱恩斯看到的通脹問題是存在的，但是其解釋以及政策結論卻是錯誤的。他認為通貨膨脹起源于“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因此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調節貨幣數量而不是動用其他的手段。這就是他著名的貨幣數量論。大部分人知道他的大名，恐怕是他的《自由選擇》一書或者是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還有他與夫人羅斯的那本厚厚的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一般而言，不容易想到他的貨幣數量論。所以對他從費雪的理論中汲取的思想不甚了解。

　　中國的商務印書館今年出了《貨幣的禍害——貨幣史片段》的中譯本，這是他的貨幣數量論的一個簡本，成書于1994年，是他對以往工作的一個簡明總結。他從研究貨幣開始，到老年以研究貨幣終結，貨幣問題不僅是他獲得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理由，也是他一輩子關心的重要話題。1963年，他與施瓦茲合作完成了《美國貨幣史，1867-1960》，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奠定了他在貨幣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11年后，再為《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貨幣”條目，是對他的權威研究的進一步認可。但在當時，他幾乎是赤手空拳出來應戰凱恩斯及其眾多的追隨者。好在那個不幸年代里他最終贏得了幸運，羅納德·里根與瑪格麗塔·撒切爾在上世紀80年代接受他的思想，開始大規模放松管制，迎來了一波新增長。

　　他甚至想把這種思想推銷給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在1980年和1988年兩度訪華，為中國改革出謀劃策。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答案只有一個：他對中國有一點真誠的關心。

　　10年后，在150名經濟學家投票中，盡管凱恩斯被評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而他排名第二。不過歷史最終倒向了他，上世紀90年代中國所走的道路，包括解除價格管制、國有企業改革等，正是他1988年給中共中央的備忘錄中的建議。只是在他最關心的貨幣問題上，例如放開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一直沒有得到回應。而2006年11月，中國全面放開人民幣業務，算是匯率機制改革邁進了一步，只是他無法看到最后的結果了。他對中國的感情完全不同于布坎南，盡管兩人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立場上相當一致。他對中國抱有復雜的情感，而布坎南則聲明他的理論完全不適用中國，所以布坎南拒絕訪問中國。而他則在1993年再次來到中國。

　　這次訪問影響了他的思想，因此在他的《貨幣的危害》一書中，他著力探討了中國的歷史，尤其是在戰時，中國的貨幣與通貨膨脹問題。他敏銳地指出國民黨的潰敗是因為在貨幣問題上處理不當，導致高度的通貨膨脹，從對貨幣的不信任，引發了全面的對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的不滿，最終導致了國民黨的垮臺。

　　在處理對中國的看法上，他的筆下出現了張嘉璈和湯良禮。這兩位是從現實中獲得一手經驗的。前者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在中國銀行任職23年，反對袁世凱的“禁兌令”，平息擠兌風潮，后投身學術，根據多年實際經驗寫出了《通貨膨脹的曲線》。這也是研究當時的中國問題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文獻。后者曾任國民黨的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并于1935年出版《中國新貨幣系統》，創新之見迭出。而在理論上，他主要援引的是楊聯陞和葉孔嘉，作為史學大家陳寅恪的學生，楊從歷史角度切入中國貨幣與信用問題；而葉的博士論文則是從長期統計分析中來考察中國金融的波折。作為一個老人，如此關心中國問題，對中國如此熟稔，其建議自然值得傾聽。

　　由于凱恩斯主義背后蘊含的政府干預思想可能“通向奴役之路”，因此他和哈耶克一道成為了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堅強同盟。他與夫人的“自由選擇”系列演講，甚至深深打動了最為古板的英國人。他在《商業周刊》的文章，也讓美國人更好地了解了“資本主義與自由”的關系。自由主義的理念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有他的功勞。他與哈耶克對自由的堅持在上世紀90年代末獲得了世人的尊敬。而朝圣山學社的成立，也使兩人的友誼更為深厚。他們與斯蒂格勒、迪雷科特、科斯等人一起，為芝加哥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并使之發揚光大。

　　他與朋友們總是傾心相交。他經常與斯蒂格勒散步，并不忌諱走在身材高大的斯蒂格勒身邊。他與迪雷科特的妹妹相識相愛，迪雷科特曾經開玩笑地回憶自己想找一個妹夫，覺得這個小伙子還不錯就有意撮合。而對于科斯而言，最難忘的莫過于那場去芝加哥驚心動魄的辯論。科斯去闡述自己的社會成本與交易費用理論，所有的芝加哥人都聽不懂他在說什么，是他在人群中高喊“我們都錯了，科斯是對的”。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他，與他的摯愛羅斯一起，在20世紀末推出了他們的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他們這樣命名自己的書，平淡從容，氣定神閑。那些歲月并不算是特別好的年代，對生為猶太裔移民的他們而言，尤其如此。不過這似乎也意味著另外一種更大的幸運，在困難時候得來的幸福更讓鼓舞和溫暖人心。羅斯回憶第一次約會，他想吻她，她拒絕了。幸運的是他沒有放棄。看兩個老人走過的半個多世紀的路程，盡管那屬于他們自己的路，自己的訴說，仍舊不可避免地因為其中的神奇和溫婉給人以感人至深的力量。

　　4年前，他90歲生日，世界上各個角落的自由主義者都向這位偉大旗手致敬。當然他的個性鮮明，樹敵在所難免。但最終贏得了凱恩斯傳人的尊敬。哈佛一直是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但勞倫斯·薩默斯在90年代回憶說：“在我年輕時他是魔鬼般的人物。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開始勉強地對他產生尊敬。而隨著時間的進一步流逝，我對他的尊敬越來越發自內心。”

　　他在“諾貝爾之路”的演講中說：“身為一位經濟學者，成為我生命中喜悅與滿足的源泉。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對他個人的思想而言，恐怕也是如此。不過時間已經在歷史中銘刻了這個偉大的名字：米爾頓·弗里德曼。(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