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國松

　　像往年一樣，今年諾貝爾獎的大部分獎項又被美國人奪得。本文只想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應該學習美國什么？依筆者看來，中美教育的一個差異既在于人的思維，也在于做事情的方法。無論是思維，還是方法，都跟一個概念相關，那就是實證精神。

　　中國是一個喜歡宏觀敘事的國家， 但缺乏一種東西，那就是實證精神。不過，沒有實證，就沒有創造；沒有創造，就永遠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就像時下的中國，無論是時尚的電視節目，還是造就新貴的網絡模式，幾乎都是從西方(準確來說是美國)直接拷貝過來的，其中又有多少創造性因素令人尊敬？

　　反觀美國，恰是充滿實證，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從政府決策到商業運作，無處不見實證的運作。在他們看來，科學知識的獲取無一不與經驗相關，科學家所精心設計的實驗便是其集中的體現。在他們看來，所有的假設和理論必須要接受真實世界的檢驗，而不是依賴推理、直覺或者聯想等非實證的手段。他們提出的口號是，“這個世界是建立在數字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所有的理論和假設必須獲得數據性的支持，才能轉化成科學的力量。

　　自然科學對數據的看重自不待言，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現在也是定量研究大一統的局面。研究者要想獲得與眾不同的成果，除了吸收前人的經驗，更主要的是要獲得一線的數據，從實踐中得知新的角度、新的理念。以剛剛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菲爾普斯(Edmunds Phelps)教授為例，他最主要的貢獻在于加深了人們對經濟政策所帶來的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之間關系的理解；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數目模型的構建和測試基礎之上的，而所需的原始數據大都取自最前沿的實踐。

　　再比如抑制犯罪的問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政府就抑制犯罪的問題出現很大的分歧。有人認為對罪犯進行監禁不但沒有用，而且具有破壞性后果。后來犯罪學家轉向實證方法，結果證明監禁能大幅度減少犯罪，就像在街上添加警力一樣具有效果。犯罪學家Steve Levvit采用的方法是對因訴訟而被短暫放出牢房的罪犯進行觀察，結果發現每個罪犯離開牢房后，犯罪的次數增加了15%。因為類似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果，美國政府及相關專家對是否監禁的問題再也沒有異議。

　　同樣，美國的商業運作也是建立在對市場的密切觀察和分析基礎之上�？偛吭O在紐約的Katzenbach Partners咨詢公司，目前還沒有在中國開展業務。但為了了解中國的市場，加強與中國的聯系，該公司兩年前啟動了一個跨度20年的研究計劃，主要是對2004年畢業的110名中國MBA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進行跟蹤研究�！斑@些學生全都來自美國和中國一流的商學院。未來20年間他們將成為中國的商業領袖，”該公司的合伙人Niko Canner告訴筆者，“通過這個項目，我們將得以了解觀察中國的變化，同時了解中國新一代商業領袖的動力泉源�！睋�項目主任Stacy Palestrant介紹，除對所有參與者進行年度調查以外，該公司每5年還將進行一次深入訪談，全面了解參與者所碰到的商業挑戰、個人目標、家庭生活等等方面的問題，最終通過他們感知中國市場的脈搏。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因為這就是一個進行數字化管理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實證的成果都是累積性的。誠然，針對同樣的問題，不同的研究者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從長遠來看，實證者大都能達成關于某個問題某個理論的共識，這就構成了共同的知識寶庫。后來的研究者便可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使得這個領域的知識日臻完善。

　　(作者系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