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1982年畢業于遼寧大學經濟系，獲學士學位；1982－1988年就學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1997年以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兩度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從事博士后訪問研究。自1982年以來一直為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員，近幾年擔任理事。

　　8月14日-8月2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左大培。----編者按

哈耶克競爭理論的錯誤     8月16日  星期三

　　文/左大培

　　按照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單個的企業和買者都不能影響物品的價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給定的。根據這樣的企業和消費者行為，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才能證明，完全競爭能夠保證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完全競爭在資源配置效率上優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這樣一種分析框架使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陷入了另一個難題：它必須說明，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物品價格是如何形成、如何決定的。自正統微觀經濟理論形成以來，它在一百多年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按照它所說的那些企業行為和消費者行為，可以找到能夠使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的“均衡價格”，實際的市場價格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均衡價格決定的。如果實際的市場價格高于均衡價格，就會使市場上的供大于求，實際的市場價格就會下降；而如果實際的市場價格低于均衡價格，市場上就會供給小于需求，實際的市場價格就會下降。這樣，實際的市場價格將會圍繞著均衡價格而波動，而且趨向于同均衡價格相一致。正是這樣的均衡價格保證了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效率。

　　而正統微觀經濟分析在說明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價格如何決定時，卻從來就沒有從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這個層次上說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價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問題簡單地從個體推給那個神秘的概念——“市場”，說任何單個的企業和消費者都不能獨自影響完全競爭的物品價格，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物品價格完全是由“市場”決定的，歸根結底是由“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決定的。至于個體最優化的理性經濟行為如何參與決定物品價格，如何在“市場”決定價格的過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閉口不談。

　　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正統微觀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了一般均衡分析。誰都知道，現實當中的各種偶然因素會使實際的市場價格經常偏離均衡價格。要使一般均衡分析對實際的價格形成過程有說服力，就必須證明一般均衡的價格體系具有穩定性——當實際的價格偏離了一般均衡價格時，經濟體系會自動將實際的市場價格調整到一般均衡的價格上來。這就產生了一般均衡分析中的價格調整問題。在一般均衡分析中，這個價格調整問題其實也就是實際的市場價格如何決定的問題。

　　按照當代正統微觀經濟分析的科學標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從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出發，說明這樣的個體理性行為如何在市場上相互作用，決定實際的市場價格，將實際的市場價格調整到均衡的價格上去。可是瓦爾拉斯以來的一般均衡分析并沒有這樣作。它繞開了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直接假定市場層次上的價格調整機制：供大于求時價格會下降，求大于供時價格會上升，以此來保證價格會向均衡價格調整。

　　用這種“理論上的跳躍”來躲開難題，正統微觀經濟理論就這樣作了一百多年。這絕不是偶然的：如果從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出發來說明價格調整過程，那就等于承認單個的企業或消費者能夠獨自影響價格的形成。但是，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之所以能夠證明完全競爭比壟斷有效率，靠的是它假定，完全競爭下的單個企業不能獨自影響價格，而壟斷企業則可以獨自決定價格！正如瓦里安(Hal R. 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微觀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存在于競爭思想和價格調整之間的悖論：若所有當事人將市場價格視為給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價格怎么會變動呢？還剩下誰來調整價格呢？”

　　這就產生了正統微觀經濟理論中的一個最大笑話：它力圖以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來說明市場價格機制如何運行，但是對于這個市場價格機制中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如何決定，它卻不能根據個體最優化的理性行為作出解釋！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這個謎團導致了一個精心編造的神話的出現”，在這個神話中，瓦爾拉斯設想有一個統攬經濟全局的“拍賣者”，其唯一職能就是尋求市場出清的均衡價格：他先隨機地喊出一套價格，各個經濟當事人再根據這套價格來確定自己的供給和需求。拍賣者比較每一種物品的供給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價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價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價格為止。

　　在這個以“瓦爾拉斯拍賣者”為基礎的價格調整過程中，完全競爭下的價格實際上是由那個“瓦爾拉斯拍賣者”決定的。這種價格調整過程被一般均衡分析的研究者們一直沿用到今天。

　　細心觀察過經濟現實的人都會看出，用“瓦爾拉斯拍賣者”的行為來說明競爭條件下的價格形成，是完全不合乎實際的。正象瓦里安所承認的，“這是一個很不現實的模型”。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會導致否定市場經濟的理論模型：只要讓政府的計劃委員會來擔任這個“瓦爾拉斯拍賣者”，我們就可以將一般均衡的競爭性市場與政府計劃指導結合起來。奧斯卡·蘭格正是根據這一思路提出了他的“競爭社會主義”模式。

　　為了擺脫這一困境，正統派的微觀經濟學家們近幾十年中發展起了有關所謂的“核”(core)的理論，這種理論研究各個不同的當事人怎樣結成特定的“聯合”(coalition)以最大化各自的效用，說明這樣的“核”之中的資源配置與一般均衡的資源配置有什么關系。以這種對于“核”的研究為基礎，很容易發展出有關不同的個人之間的市場交換的理論；這種理論相對于一般均衡分析的最大進步，就是它說明了各個個人的最優化交換行為如何自發地決定了物品之間的交換比率(相對價格)，這樣產生的相對價格與一般均衡的價格體系又有怎樣的關系。

　　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發展，但是它仍然沒有正確地概括說明現實當中的競爭性市場價格是如何形成的。它與現實的距離在于：它只能證明，當經濟活動當事人的數目趨于無窮大時，個人之間的最優交換比率才會趨近于一般均衡的相對價格；它沒有考慮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它的交易過程對當事人有非常大的信息要求；它忽略了經濟當事人在作決策時，未來對他的不確定性；它沒有考慮產品的易腐性對企業的產量和價格決策的影響。

　　在這方面，老奧地利學派的后人——新奧地利學派，比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更接近真理，因為他們力圖以個人的經濟行動來說明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是如何產生的。為此他們突破了正統的均衡分析的框架，研究了非均衡條件下的個人經濟行動，研究了它的“發現”價格、決定價格的功能。

　　但是，一旦我們象新奧地利學派和核理論那樣，放棄個人將價格視為既定的假定前提，去探討個人之間的相互交易如何決定他們交易的條件和交換比率即價格，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交易和價格形成要求當事人掌握和獲得大量的信息。交易的當事人們必須找到合適的交易對手，必須能提出和接受最有利于自己而對手又能夠接受的條件；這就要求每一個參與交易的人都掌握大量的非本人的信息，這些信息從交易的物品性能、質量和數量一直到交易對手的偏好和資產狀況。有日常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掌握這樣多的信息絕非易事。

　　從個人之間的交易中形成均衡價格需要這樣多的信息，這就從根本上揭破了自由主義經濟學以“節約信息”來論證自由競爭效率的神話。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一方面稱頌競爭充分地發揮了個人的努力，排除了“當局的強制和武斷的干預”，另一方面則以節約信息為由來把競爭說成是最有效率地協調人們的各種努力的工具。他強調，在競爭之下的價格體系中，企業家們只要“注視較少數的價格變動，就可調整他們的活動以適應他們同行的行動”，這使競爭成為適當地協調具有復雜分工的現代社會生活的“唯一方法”。哈耶克毫不諱言，他的這種論斷依據的就是那種“個別當事人將價格視為給定”的完全競爭市場。他說，價格體系要完成他所說的那種功能，就必須是“個別生產者必得調整自己的活動以適應價格的變化但不能控制價格的變化”。

　　而在審視了經濟理論的困境如何導致一般均衡模型向核理論演變之后，我們卻可以看到，自由競爭并不一定具有哈耶克所說的那種“節約信息”的效率。

　　在市場上已經形成了一般均衡價格的前提下，自由的競爭確實可以使人們依靠最少的信息來達到帕累托效率的資源配置，就象哈耶克所說的那樣。但是，如果市場上的價格并非一般均衡價格，社會的資源配置就不可能有效率；而一旦要通過一個個單個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交易來形成這種一般均衡價格，每個個人就必須以大得可怕的努力來搜集多得驚人的信息。如果依據核理論的描述來將一般均衡價格形成的過程加入我們的考慮，我們就可以看到，競爭價格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比哈耶克說的多得不可比擬的信息。哈耶克之所以能夠斷言競爭價格具有如此的節約信息的效率，只不過是因為他漠視競爭價格形成的過程，根本就沒有考慮形成競爭均衡價格所需要的多得驚人的信息。(本文最后幾段是我對《混亂的經濟學》第二章第三節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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