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偉／文

　　一段時間以來，高等學校里流傳兩句話：教授老板化，老板教授化。

　　教授老板化，說的是教授們越來越像老板。因為很多研究課題、研究項目所需要的經費，都是教授們爭取來的。這些經費，基本上是誰爭取來的、誰有權支配。于是教授們在成為學科帶頭人的同時，也掌管了科研經費的分配大權。這樣的教授，當然越來越像老板。

　　老板教授化，說的是很多著名企業的老板們，紛紛被大學聘請為教授，紛紛走上了大學講堂。

　　在筆者看來，除了以上兩化，還有兩化：教授老板關系密切化，研究對象高層化。

　　教授與老板關系密切，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事實上，很多大學教授研究的所謂課題，就是企業贊助的。這樣一種密切關系，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專家學者們研究的對象，往往偏重于高層次的人群和企業。仍然舉

　　拉拉雜雜扯了這么多，是要告訴讀者，在我們的經濟學研究領域，有這么一批“教授老板化，老板教授化，關系密切化，對象高層化”的“四化”專家。這樣的專家，也許數量不多，但是其影響相當深遠。

　　再一次聲明，筆者并不是要批評這些“四化”經濟學家，因為每個人都要生存，都要發展。豬往前拱，雞往后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發展之道。

　　當然，在“四化”的氛圍中，絕對不可能產生為普通勞動者代言的窮人經濟學家。

　　要想成為一個窮人經濟學家，首先需要做到的，是自我生存能力和獨立的人格，是不吃嗟來之食。

　　凱恩斯是經濟學歷史上的泰斗。一戰之后，他作為英國的代表參加了巴黎和談。在那次和談中，凱恩斯見識了政治交易是多么骯臟無恥。返回英國之后，凱恩斯出版了《和平的經濟后果》一書，猛烈抨擊英、美、法等國的首腦。

　　凱恩斯非常清楚這本書出版之后，他將會遭受來自英國官方的不斷刁難和排斥，甚至威脅到他的基本生存，事實果然是這樣。但是，凱恩斯有自己的辦法。他親自下海賺錢，經過幾番起起伏伏，在外匯、金屬、小麥、橡膠等投機領域，凱恩斯賺取了大量的金錢。這些金錢不但保證凱恩斯衣食無憂，還能保證他繼續獨立完成經濟學研究，最終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部曠世巨著。

　　時光已經進入21世紀，筆者相信，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家們，維持自己的基本生存應該不成問題，將研究的對象集中在窮人身上，也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具備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治學精神，不為任何外部勢力所影響、不為誘惑所影響。

　　做到這一點，看似容易，其實很難。

　　2005年春節期間，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二年級學生李強利用寒假回鄉調查，寫了一份4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名為《鄉村八記》。

　　李強的院長范敬宜讀后，將這份報告寄送給了溫家寶總理。當年4月28日，溫總理給范敬宜回信，信中說，“一位二年級的大學生如此關心農村，實屬難得。從事新聞事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有責任心，而責任心之來源在于對國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熱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觀察、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作文章。”

　　很遺憾，這篇《鄉村八記》，出自一位學新聞的學生之手，而不是出自經濟學家之手。

　　而我們的經濟學家在干什么呢，筆者在網絡上看到，某位人士以長者自居，指出了這位學生在財務計算上的錯誤。

　　無論如何，溫總理批示中建議的“用心觀察、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作文章”等四個用心，筆者以為，用在經濟學家身上，也是很合適的。

　　徐悲鴻說，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

　　這些年，我們見多了衣著光鮮、油頭粉面、傲氣十足的所謂經濟學家。也見識了不少堅定站在老板們一邊的經濟學家。

　　而筆者也聽說，印度的一些研究農業的經濟學家，常常是數年如一日，和農民吃住在一起，近距離觀察農民、研究農民。

　　做到這一點，真的很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