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過時了嗎

　　韓慧 劉文瑞

　　一般來說，只有那些具有世界級影響的名人，才會引起“過時了嗎”的討論。小人物是沒有這種殊榮的。然而，韋伯在生前，恰恰是一個小人物。

　　想當年，馬克斯·韋伯的命運也充滿了坎坷。他立志于政治，命運卻把他拋入學術

。他在大學教書多年，但長時期是見習講師(馮克利先生翻譯為編外講師)，正式當上教授時間不多。他熱衷于社會學，但大學要求他只講經濟學和政治學。在他活著的時候，他的那些皇皇巨著多數還沒有出版，已出版的也沒多大反響。除了他的妻子以外，沒有幾個人認為韋伯是位偉人。也許，在一本正經的德國人面前，韋伯的某些緋聞影響了當時當地人對他的看法。

　　幸運的是，韋伯“墻里開花墻外紅”，美國人帕森斯發現了他，向世界宣傳了他。這真應了“距離產生美”那句名言。從40年代起，韋伯走紅了整個世界。而且歷時愈久，似乎愈能顯示出他的老辣。60年代，德國人開始“重新發現”韋伯，

　　韋伯的學術，從褒義上說是博大精深，從貶義上說是龐雜凌亂。見仁見智，自有后人評說。一般都認為，韋伯在社會學、歷史學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等方面的貢獻，時至今日仍然有其價值，惟獨在他提出的官僚組織理論上，有著較大爭論。談論韋伯過時與否，往往集中在官僚制問題上。

　　韋伯以其非人格化的、效率取向的、程序優先的官僚制理論著稱于世。他的“官僚制”伴隨著機器大工業的轟鳴聲誕生，為西方工業時代的輝煌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社會，官僚制在“內適應”和“外適應”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弊病。因此，20世紀60年代起，就有對官僚制的不斷質疑，尤其是本尼斯，在1966年斷然宣布，從當時算起，25年到50年內就要為官僚制送葬。蓬勃興起的民權運動，對西方的政治沖擊不亞于30年代的經濟危機，官僚制受到嚴峻的挑戰。80年代以來，在官僚制最為典型的公共管理領域，從英國到美國，從

　　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不得不回答的疑問：韋伯真的過時了嗎？

　　恐怕事實并非如此。如果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觀察和研究，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那些所謂的替代官僚制的東西，不管是新型理論也好，還是實用模式也好，不但沒有拋棄掉官僚制，反而是在完善修補著官僚制。倒是那些沒有同官僚制發生正面沖突的學術理論，在不動聲色地消蝕著官僚制的基礎。

　　在管理實踐上，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政府領域的改革，“經理革命”在企業管理上的沖擊，都沒有上根本上動搖官僚制。恰恰相反，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著眼于提高績效，降低成本，所采用的方法都屬于理性方法。沒有一項改革是否定層級分工、減少理性因素、反對專業技能的。如果韋伯地下有知，肯定會說：感謝你們，你們在拋棄官僚制的旗號下，正是采用了官僚制的精髓。改革官僚制的嘗試，正好驗證了韋伯的斷言：“官僚制本身純粹是一種精密儀器”，“由于它內部的徹底理性化結構,使對它的‘革命’愈來愈不可能”。官僚制也有它的生命，伴隨著它的運行，肯定會積累一些非官僚制的因素。天長日久，就好像一臺機器被灰塵蒙住了光輝。20世紀60年代以后針對官僚制的各項改革，恰如給這臺顯得老態的機器擦洗污垢，清除雜物，拋光上油，緊固部件，反而使它煥發了活力。

　　在管理理論上，那些對官僚制提出挑戰的觀點，最后也落入了官僚制的窠臼。比較典型的，如西蒙的組織行為理論。西蒙對整個古典管理理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當然，他是主要沖著泰羅和法約爾等人去的，但是，古典管理理論中的理性和效率，把韋伯與泰羅、法約爾綁在了一條船上。所以，批評泰羅、法約爾，也就捎上了韋伯。按照西蒙的觀點，古典組織理論的致命弊端在于它是機械的，過于理性化的，人變成了組織機器和的齒輪和螺絲釘。但是，西蒙自己對決策程式的研究，對人工智能的熱衷，對計算機在管理中運用的探討，使他自己也帶上了“機器化”的色彩。厄威克正是在這一點上，不無挖苦地說道：“西蒙教授是這樣熱衷于電子計算機，但其他著作家有哪一個批評他采用了一個‘行為科學的機械模式’呢？”最要命的是，西蒙雖然在《管理行為》中用“有限理性”否定了“完全理性”，但他仍然立足于理性，而且在論述組織的作用時，特別強調組織能夠克服理性限制，提高人們的理性水平。這樣，西蒙繞了一個大圈，在重視理性的問題上與韋伯殊途同歸。

　　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了“范式”(pardigm)的概念。時至今日，范式作為一種科學研究中的分析模型，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在《必要的張力》一文中，庫恩認為，科學的發展，可以分為建立完善范式和打破范式兩個階段。學術研究首先是建立一個范式(如經典物理學中的牛頓體系)，然后是不斷完善范式，當新的東西在舊范式里容納不下時，就提出了打破范式的任務。科學的發展既可以表現為對范式的補充和完善，又可以表現為對范式的打破和重建。把范式這一概念借用過來評價官僚制，我們就不難看出，正是韋伯的官僚制，建立了一個研究組織與管理的前所未有的范式。韋伯以后的管理學，實際上一直在不斷完善、豐富、發展著這個范式。迄今為止的組織理論，雖然有了一些突破官僚制范式的星星點點，但仍不具備一個替代韋伯的新范式雛形。所以，那些試圖拋棄官僚制的改革實踐，到頭來只是在這個范式上添磚加瓦；而那些對官僚制的理論批判，多數都在崇尚理性這一點上補充著韋伯的理論。韋伯的官僚制范式，迄今還在主宰著世界。

　　當然，官僚制理論不可能永葆青春。但就目前的管理理論和實踐而言，說官僚制已經過時為時尚早。后工業化社會的發展，確實有可能拋棄官僚制。筆者以為，在當前的社會科學理論中，真正能夠對官僚制形成挑戰的理論還是來自德國人，這就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在語言哲學中屬于“獨白”，交往理性所強調的“對話”，有可能突破官僚制的層級結構。而一旦層級結構不復存在，就會對官僚制范式形成解構。不過，這是今后的事了。一個時代只能解決一個時代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我們眼下最為欠缺的，正是韋伯倡導的理性精神。

　　退一萬步說，即使官僚制過時了，也不等于韋伯的過時。人類歷史上有許多彌久彌新的思想，值得我們永久敬仰和尊重。例如，雅典城邦早已成為歷史的遺跡，但我們誰也不能說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已經被歷史淘汰；春秋時代是遙遠的過去，但中國不會忘記孔子與老子。如果官僚制有進入歷史博物館的一天，那也就是韋伯永遠被人紀念的新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