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轉讓和減持底線要堅持社會公平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一

　　2005年11月，一份刊物披露了國務院國資委“初定”的關于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方案的主要內容——國資委初定股權分置第二批試點國企減持比例底線：第一類，國家絕

對控股的企業，國家控股比例底線設在51%；第二類，屬于控股股東主業范圍，控股股東的最低持股比例不低于35%；第三類，大量競爭性行業和領域的上市公司，按照25%左右的股權比例決定資金進退。另外，最近國資委又提出，股權分置改革后，國資持股比例下限將按8個行業5類劃分。8大行業包括：農業、制造業、高新技術業、資源、金融保險、零售、運輸、文化傳媒業。8大行業必須保持國資的最低比例，由以下5大分類決定：第一類，國家安全行業，國資持股約60%；第二類，資源及高新技術行業，國資持股約51%；第三類，農業及制造業，國資持股約35%；第四類，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國資持股約25%；第五類，零售行業，國資持股約10%。

　　如何評價這個“初定”將行的方案？

　　第一個評價是，方案主張的空前的大量減持國資不妥，后續效應更需警惕。“

　　如果按照這五類領域國資持股比例底線的平均數36.2%計算，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原市價總值將減少63.8%，出讓額為10846億元，保留額為6154億元。以此標準計算，國有上市公司的凈資產也將減少63.8%，出讓額為6380億元，保留額為3620億元。另外，如果“全部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改對價按目前試點企業的方案‘10股送3股’計算，1042.2億股國有股、價值近3000億元的國有凈資產和市值5000多億元的國有

　　第二個評價是，方案提倡的國資進退標準既混亂，又大失偏頗。主要問題有三：一是具體標準混亂，起不到規范作用；二是透出了國資在關鍵領域明顯減少，從競爭領域基本退出的政策主張，有些偏離于國資委關于央企資本在四大領域集中的標準說法；三是忽略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實現社會平等的經濟基礎，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安全”、“資源”、“高新技術”和“公益性”類的理由或控股標準，是具有普適性的橡皮筋標準，并不顯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性質和基本價值觀。大家都可以隨便用，它們并不體現不同社會在性質上的實質性區別。最后，方案沒有充分考慮實現和發展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要求。在改革中，平均主義需要糾正。但分配公平、制度和效率之間的聯系具有不可分性的觀點要堅持。保證和發展社會公平，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國資“有所為”的要害領域，也是“國有經濟更好地發揮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的要害領域，更是在制訂國資轉讓和減持比例底線時要堅持的社會主義底線。但是，如果在國資轉讓和減持的實踐中，依據方案將在國有控股條件下已經初顯生機的大量競爭性上市公司和其他企業變成國資微弱參股的企業，實際上會導致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基本退出，使生產性資本在少數私人手中集中、控制的過程和資產、收入分配失衡的過程愈演愈烈，擴大資產和收入的初始不平等，形成社會公平的大退步，給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帶來“十分消極的、統計上十分重要的影響”。

　　二

　　國企改革已經顯示了良好的前景，國企改革不要步英國私有化的后塵，“靚女先嫁”。

　　在我國的市場結構中，中、高位壟斷行業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行業可以視為競爭性領域，并集中了相當一批國有經營性資產和大中型骨干企業。目前，其中的效率和非效率并存，

　　改革就是為了全面建立有效率的公有制經濟，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目標。調整所有制結構、對外開放、國資有進有退，混合經濟、法人治理結構(應包括工會作用)、激勵管理層、形成市場競爭等，包括應該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改進吏治、清除腐敗等，都是手段。近30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各種各樣的失敗中成長，總體情況是逐步向好。上海、廣東、重慶等一些省市經過多年的改革調整，已經發展形成了一批具有很強競爭優勢的國有大型企業。國有上市公司的績效也是總體向好。國企境內境外上市的效果明顯。

　　2006年1月，北大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壟斷型和競爭型領域中“國有企業績效優于民營企業”。另外，2005年，在多數工業行業利潤明顯下滑，國有、非國有企業虧損增加的情況下，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5.1%。在一些典型的競爭性行業中，如機械和醫藥行業，國有企業的利潤也實現了穩步增長。

　　目前，國企進一步改革的各項措施正在實施或醞釀、試驗和探索中。國資委的自信有所提高，民眾的參與度也在漸漸提高。那么，方案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一批中國“績效較好”、“具有很強競爭優勢的國有大型企業”的資產大量賣掉呢，是不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并不是那么糟糕的情況反而是有害的”？或者，是學習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經驗，搞好了就賣，“靚女先嫁”？(未完待續，電子版全文見本報網站)

　　(本版評論性文章不代表本報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