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儒行商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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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3月11日 17:16 21世紀經濟報道 | |||||||||
文/陳爭平 1966年,“文革”開始。 在南通這個不起眼的南方小城里,一群人將目光鎖定在了已經逝去四十年的張謇身上。是年8月24日,人們打開了張謇的棺柩,卻并沒有發現外界一直謠傳的大量殉葬珍品,僅
樸素的近乎簡陋的靈柩讓人們有些驚訝,因為這與張謇生前的財富和名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了解張謇生平的人恐怕不會對此感到意外。 直到今天,關于儒家思想能否與現代商業精神并行不悖的爭論仍會時現報端。而就在學界和大眾為此爭論不休的時候,一些中國人卻由于特殊的時勢而成為了默默的力行者,為人們的一些爭論提供了素材,也打破了一些看似成立的觀點。張謇就是這樣一位由儒入商,儒行商界的時代人物。 毛澤東1950年代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提出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張謇作為當時中國民族工業的代表,實際上卻是商界的一位后來者。與鄭觀應等出身洋行買辦的早期中國商人相比,張謇的青年時代更像是走了一條傳統文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不然,他也不會在四十歲之后高中狀元。但時代的劇變卻賦予這位狀元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1894年,張謇終于躍入龍門,但甲午戰爭的失敗極大的沖擊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為了救國,有的人選擇了革命,而有的人選擇了實業。五年之后的1899年,由張謇一手創立的大生紗廠開工,此時他已經年近知天命之年。 僅僅23年之后,大生集團四個紡織廠的資本已達900萬兩白銀,有紗錠15.5萬枚,占全國民族資本紗錠總數的7%。張謇所構建的產業鏈更是橫跨輕工業、運輸業、農業,甚至金融業,旗下企業達數十家,成為中國東南沿海實力最雄厚的民族資本集團。 雖然張謇所構筑的產業集團在當時的中國名噪一時,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經營理念。雖然自幼接受舊式教育,但張謇卻并沒有太多傳統文人的迂氣。相反,他從實際需要出發開展經營。為了管理紗廠,張謇親手擬定了《廠約》作為企業管理的基本規章。《廠約》明文規定了總理和各經董的職責,對各級職員的工資待遇、利潤分配、各所章程的制定辦法和定期考核制度、功過賞罰辦法等事項都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它對各級職員既曉之以辦廠是“為民生,亦為中國利源”的大義,又明確告之以紗廠奉行總理獨裁制和部門分工負責制的管理原則,告之以各部門職員各自的責、權、利,以及考核與功過賞罰辦法,使各級職員的責權利掛鉤;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張謇在《廠約》中將自己置于大家的監督之下,鼓勵各級職員對自己提意見,對廠務提建議。假如對比當時還處于萌芽階段的現代管理學,這將使我們不得不對張謇的超前意識感到驚嘆。 張謇曾自謂“言商仍向儒”,在他的身上,既可以看到為利潤而每日奔忙的企業家精神,也可以看到“父教育,母實業”的救國思想。張謇雖然積極投身實業,但一刻也沒有忘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來為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爭取生存空間,并推動中國的近代化事業。早在1895年,他就為張之洞起草了《條陳立國自強疏》一文,主張廣泛地向外國學習。1913年他撰寫了《籌畫利用外資振興實業辦法呈》一文,在文中討論了利用外資的具體方法,并強調“外債可借,但借時即須為還計。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于何法,尤不可不計”。這與傳統借債觀念相比,已經將發展作為了借債與否的第一考慮,實屬一大進步。推而廣之,今天績優企業在股市中的融資,以及為公共事業而發行的國債,在內涵實質上與張騫的想法并無二意。 張謇的企業不但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而且他還通過創辦了通州師范學校、南通女子師范、南通紡織學校等一批新式學校和南通博物苑、圖書館等一批文化事業單位而大大的推進了當地的社會發展。同時,他在1913~1915年擔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時,也銳意改革,主持制訂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法規等。 張謇曾說“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當然,如今再談張謇,總覺得都是說的一些“陳詞濫調”,似乎張謇已經成為了一個符號。但實際上,在具體的歷史之中,張謇是一個絕對鮮活的人物。他深受儒學熏陶,最后躋身商界領袖。雖然無法把他的經歷定為儒商的唯一標準,但他在復雜歷史之中如何尋找破局之策,甚至如何彷徨與掙扎,這對于今天的中國商業精神以及企業家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也許,僅在此意義上說,張謇已經算“遺留一二有用事業”了吧!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