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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認識楊小凱超過20年了。最早認識他是在1984年他去美國之前，一起聚會在蛇口工業區。那時蛇口已經開放了一段時間，遇到問題，有爭議，記得是袁庚先生的一位助手介紹實際情況，大概有一天半時間，參觀考察，大家討論。我在當時做過一些包產到戶的調查，對農村以外的問題了解很少。因為小凱在，他有很多反應和評論，使我覺得農村和農村以外
的很多問題是相通的。
然后就是1987年，他回國期間，我到他住地接他去當時的發展研究所做學術講座，又送他去下一站。就是來回路上在車里的時間，他講了很多意見，有的很尖銳，主要是批評北京一些當時參與所謂決策研究的年輕人，知識不夠，不過因為靠近權力中心，就非常自以為是。那時我自己在杜老領導下參與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不算靠近權力中心，但也沾了一點邊。小凱的話讓我警惕自己不要犯這種毛病。
我到美國訪問、留學后，見小凱的機會不多，每兩年大概有一次。但是他寫的東西我一直看，其中他在《知識分子》雜志上訪談張五常的記錄，我一直保留在手邊，是闡釋產權和交易費用經濟學的一篇重要文獻。后來他有一篇研究中國農村改革的文章，拜讀之后我作了回應，他后來幾次提到很高興看到我的回應。
最后一次見他，是在天則所討論“后發劣勢”的會上。“后發劣勢”是小凱提出來的。那天聽他講演，大家討論，我也提供了一個評論意見。“后發劣勢”不是與“后發優勢”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對立的概念。小凱當然知道發展中經濟可以利用后發優勢，比如技術、資本、信息等等方面，可以從先行發達的國家那里“借光”，無須完全靠自己，所以經濟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凱看到了這一點，但想到更深的一個層面，就是由于存在著后發優勢，可以拿到“后發紅利”，所以對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輕心，認為不改不是也很好嗎，甚至認為自創了新的人類文明。他擔心由于問題被掩蓋，實質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發作的時候，來不及了。他舉了前蘇聯的例證，還有其他的，很有說服力。我們國家這些年的增長主要靠改革推動，不過還有很多核心部門的改革沒有提上日程。經濟的速度已經很快，成就也足以傲人。在這種情況下，聽聽小凱的意見，警惕“后發劣勢”纏住中國未來持續增長的手腳，沒有什么壞處。
從小凱那里受教益最深的，就是他對現在舉世贊賞的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一直持有清醒的保留和懷疑。這種保留和懷疑并不是情緒化的表達，更不是因為他本人境況不佳，而是來自他對中國發展面臨問題的深刻體驗，來自他自己在學術方面的長期探索。小凱認為，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勞動分工水平。經濟增長不單依賴分工，重要的是依賴分工水平的不斷提升。要提升分工水平，就要解決更高水平分工的協調問題，其中制度條件非常關鍵，核心就是產權制度。
這些認識現在為許多學人分享。但是小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他不認為產權僅僅就是經濟學家認為哪一種好，大家呼吁把它變成現實就行了。產權的選擇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或政制的影響。因為國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權威機構，控制著強大的社會強制力。如果國家的行為不上軌道，私人產權的普遍、長期、穩定的保護就談不上，就難以上軌道。私人產權不上軌道，整個市場的基礎就怎么也弄不起來，或者歪歪斜斜，不可能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可靠基礎。小凱當然看到中國經濟成長的成績，但他也認為，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讓我們說，國家、私產、市場等這一套協調分工水平不斷提升的制度基礎已經很穩固了。正是在這一點上，小凱始終對“中國奇跡”有一點保留。他后來關注憲政經濟問題，提出“國家機會主義”的概念，區別所謂“好資本主義與壞資本主義”，特別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當心“后發劣勢”，我的理解都是由此而來。
最后，我想說，小凱可能是很難安息的，因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問題都不容易讓他安息。但是我們還是要勸他安息，因為他勇敢地另辟路徑，留給后人重要的學術和思想問題。小凱的思想，與前輩中國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如顧準先生的思想一脈相承，構成研究經濟問題的一個學術傳統，一定會激勵一些后來人繼續做工作。
(本文是作者在北大朗潤園紀念楊小凱座談會上的發言，刊出時作了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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