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表示中國改革經濟學家非但無罪反而有功

　　對話青年學者陳伯君、新望

　　編者按：從暫停國企改革管理層收購到質疑整個國企改革的合法性，從斷定醫改失敗到否定教改、房改，從悲憫弱勢群體到譴責“主流經濟學家”，有關“不負責任的改革”和“不能不負責任地批評改革”的爭論一度空前激烈。雖然改革大勢不可逆轉，但不能不承認，叫緩改革、質疑“主流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問題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和群眾基礎，應予重視

并予解答，才能解開人們的心結。

　　為此，記者分別專訪了《中國改革》雜志主編新望和成都市社會科學院院長陳伯君。

　　□本報記者　笑蜀

　　不能放大改革中的問題　　　　

　　記者：特困群體的存在，是矛盾凸現期的一種突出現象。這似乎為質疑改革提供了事實依據。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陳伯君：特困群體的確是當下的一個嚴重問題。2003年，政府公布的絕對貧困人數，年收入600元以下的有3000萬人。這個特困群體主要包括城市低收入工人，如下崗或待業工人、進城務工的部分農民工和遠離中心城市、自然條件差的農民。2005年，中國富翁前400名擁有資產6000億元，占2004年GDP的4%。兩組數據說明兩極分化正在加速。2005年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所完成的調研報告結論是：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6，處在第二個黃燈警戒期，照此發展，突破0.50這個紅燈警戒線不需幾年。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還應看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改革之初的1978年，在只有10億人口的情況下，絕對貧困人數就有2.5億，占當時中國人口的1／4。如今中國人口已增長到13億，3000萬絕對貧困人數僅占總人口的1／40。這兩組數據告訴我們，改革20多年來，一邊是人口年均增長1.05%，一邊是絕對貧困人數年均下降8.1%。這一增一減，表明改革不僅沒有增加貧困人口的基數和比例，而且在消除貧困方面成效顯著。

　　記者：但有些人不僅不承認改革有助于消除貧困，甚而斷言，改革以來，工人農民的經濟生活和政治地位急劇下降，說明改革存在嚴重的方向性錯誤。真相到底如何？

　　陳伯君：這當然不是實事求是的說法。就經濟生活而言，工人農民在計劃經濟時代也是貧困群體，而且問題遠比今天嚴重。我母親在一家集體企業工作，凌晨6點上班，晚上11點后下班，月工資才20元，買定量供應的糧油就得花去15元，余下5元供全家5口人的日常開支。我插隊所在的鄉村，貧困的農民比比皆是。說工人農民的經濟生活水平與現在比是“急劇下降”，真不知立論依據在哪里。

　　計劃經濟時期，農民地位尤其卑微。比如，對城市人的懲罰之一，就是注銷他的城市戶口，發配到農村勞動。那時任何一個農民，只要有機會成為城市人，跳出“農”門，方圓十里、百里的農民都會欣羨不已；任何一個城里人，如果要解決家庭成員的“農轉非”問題，都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付出高昂的代價。

　　計劃體制時代，貧困是普遍現象。這是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工人農民不是受益最大的群體，但普遍受益則是不爭的事實。之所以在貧富分化嚴重、基尼系數處于警戒期的今天，社會仍然能在總體上保持穩定，個中原委就在這里。總之，決不能放大改革中的問題。對改革中的問題要有歷史觀。歷史觀就是比較，就是總體權衡。兩利之比取其大，兩害之比取其輕。改革不可能沒有成本。只要成就大于成本，改革就是成功的。

　　走改革開放的路子，才是“窮人的經濟學”的不二法門　　

　　記者：但無論如何，特困群體大量存在的確不容回避。這個問題到底應如何解決？

　　新望：1990年代以來，兩極分化的確加速了。對這個問題，我認為，只能用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辦法來解決。我在東部的一些農村做過調研，東部的多數農村原來是非常窮的，可能比當時的中西部地區還窮，恰恰是市場化和民營化使他們脫貧，使他們富裕，這對我們應該不無教益。

　　因為城鄉差別，因為貧富懸殊，就有了“窮人經濟學”。對“窮人經濟學”的范疇，溫總理的概括非常好，就是研究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問題、農業問題、農村問題，這些問題的確值得研究。但某些人說的“窮人經濟學”不是這種“窮人經濟學”，而是把所有富人的財產直接拿過來分給窮人的“窮人經濟學”。這種所謂的“窮人經濟學”，我寧可稱之為破壞的經濟學，它對發展與穩定是不利的。

　　經濟學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因為它是讓人富而不是讓人窮。事實上，改革以來的中國是世界上“窮人經濟學”搞得最好的國家，實現了世界反貧困的奇跡。世界貧困人口從二十多年前的4.2億，到現在只剩1.8億，脫貧人口達2.4億，其中中國脫貧人口就超過了2個億。這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歷史證明，搞市場經濟、走改革開放的路子，才是“窮人的經濟學”的不二法門。

　　“改革經濟學家”非但無罪，反而有功　　

　　記者：對改革的評價有分歧，對中國經濟學家的評價也有分歧。有人把中國經濟學家分成主流經濟學家、非主流經濟學家，對“主流經濟學家”頗多譴責，認為他們要對改革中的問題負主要責任。你同意這種評價嗎？

　　新望：我當然不能茍同。中國的經濟學家根本不能用主流、非主流這些詞來度量。截至目前，中國經濟學家只有一類，那就是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即改革經濟學家。

　　我所說的改革經濟學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就有了。1950年代最杰出的是北京的孫冶方，廣東的卓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杰出的是顧準，他們都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反對照搬蘇聯模式。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年中，中國經濟學家對經濟轉型的探索更是引人注目。他們于中國改革非但無罪，反而有功。功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變革。

　　1992年小平南方講話之前，國內和海外一些經濟學家，對改革我國的經濟運行體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比如1985年“巴山”輪會議期間，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就提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有兩大類四種模式可以選擇：A類即計劃模式，B類即市場模式。A類又分A1和A2兩種。A1就是計劃指令型的計劃經濟，A2就是有彈性或有指導性的計劃經濟；B類也分兩種，B1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B2為政府宏觀調控下的競爭體制。經過七天封閉討論，大家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B2模式，即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個建議對經濟改革進程影響很大。

　　從計劃到市場，一步一步，直到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個過程中，經濟學家們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可以說，沒有經濟學家的參與是無法想象的。

　　中國經濟學家的第二個功勞是確立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個共識。正是在這個共識的推動下，1988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民營經濟從此浮出水面。這之前連私營企業的提法都是禁忌，只敢提個體戶、專業戶。而且個體戶、專業戶的發展規模都受到限制。當時有個經濟學家叫林子力，他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式里找到例子，推論出“八個人以下就叫做幫手，八個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剝削”。中央文件便據此規定，家庭專業戶、個體經營戶雇工不能超過八個。這個規定在那個時候，它的確為個體私營經濟的合法生存爭取到了一個政策環境。

　　再如薛暮橋。薛老最早主張自謀職業，返城知青可以搞長途販運，這在1980年代是很不簡單的事。再如董輔秖先生，他對我國的所有制改革貢獻最大，理論上說得最透徹。他的“八寶飯”理論(編者注：即以“八寶飯”比喻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很有名。另外還有高尚全、馬洪、厲以寧、王玨、曉亮等，也一直為民營經濟鼓與呼。其他領域的學者則對鄉鎮經濟和農村多種經營做出了重大貢獻，比如費孝通、陸學藝、吳象。尤其是1980年代初連續發出了五個“一號文件”，都是杜潤生帶著一幫非常活躍的中青年經濟學家起草的，起了一般經濟學家起不到的作用。

　　耗費中國經濟學家腦汁最多、直到現在還沒有取得滿意答案的是國企改革。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做出貢獻的第三個領域。

　　國企改革走了很多彎路，時間最長的彎路是承包制，當初一些人提出承包是國企改革的根本出路，使產權改革延遲了十多年。現在不得不趕著改，但趕得太急，弄成了運動式改革、政績式改革。國企改革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內部人主導”，“自己定秤自己做買賣”，很不公平；二是改革不配套。砸了“鐵飯碗”，沒有“大鍋飯”墊底，即社會保障沒有及時跟上。但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很復雜，難以歸咎于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

　　其實，中國經濟學家的貢獻何止這三個方面。設置深圳特區、海南建特區省、加入國際大循環、

　　中國經濟學家獨有的幸運　　

　　記者：經濟學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確起到了很突出的作用。但現在流行一種推斷，說經濟學的顯學時代正在終結，經濟學正走向衰微。所以經濟學家的空間會越來越小。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新望：這種說法看似有道理，實際上也是有問題的。隨著

　　總的來說，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是不容爭辯的。但也必須看到，這些貢獻跟中國的經濟實踐相比是不對稱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轉型實驗場，有著這樣的實驗做研究基礎，是中國經濟學家獨有的幸運。有著這樣的幸運，中國經濟學家本來可以做出更多貢獻。這是其一。其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體系，“中國發展模式”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因此需要把中國改革的經驗納入全球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這件事，中國的經濟學家還遠遠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