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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洋
吳敬璉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輩學者。他年過七十仍筆耕不輟，面前的《中國增長方式抉擇》就是他的最新力作。中國過去25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能量，一波接一波的體制釋放為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但是，時至今日，各種改革已近尾聲，體制轉型雖然仍有潛力可挖，但要以此支撐下一個十年的超常
增長，似乎勉為其難。事實上，地方政府早已感覺到這一點，紛紛尋找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其結果是新一輪的投資熱。在這個前景下，“重化工業化”成為學術和政策討論的熱門話題。吳先生的這本書是對“重化工業化”理論的一個回應和批判。他回顧了早期發展經濟學中關于工業化道路的理論以及前蘇聯和我國在工業化道路上的利弊得失，認為重化工業化道路對中國而言是“揚短避長”，造成整體經濟效益的下降。他進一步總結了現代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源泉，認為中國必經放棄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并轉變到以提高效率為核心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上來，而完成這個轉變的核心“最終取決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我們有什么優勢
吳先生最后這個判斷可謂一針見血。中國當前之所以又一次走上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和地方政府過深地干預經濟有直接的關系。在宏觀層面上，一個國家是否適合于走重化工業化道路，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技術水平，一是資源稟賦。較高的技術水平意味著本國企業可以在橫向和縱向兩方面同國外企業競爭。橫向競爭指的是在新產品開發上的競爭，縱向競爭指的是在產品成本方面的競爭。資源稟賦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自然資源，另一個是資本。隨著運輸成本的下降和國際一體化進程的加深，自然資源的約束力量越來越小。然而，盡管國際資本流動越來越便利，中國也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進入國，但資本仍然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加之較低的技術水平，中國仍然處于國際勞動分工的末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主要出口競爭力仍然會集中在勞動力密集型的行業或更密集地使用勞動力的工序上。后者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產品內分工——即一種產品的生產工序在不同國家完成——已經成為世界生產的新格局。比如，在過去的七八年間，東亞的制造業圍繞著中國進行了重大重組，中國成為最終制成品的生產基地，而周邊國家成為中國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供應國。東亞國家因此分化成三組。一組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如印尼)，它們成為自然資源出口國；一組是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如日本和韓國)，它們成為中間品出口國；而最后一組只有中國一個，我們以便宜但相對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優勢成為東亞生產鏈上勞動密集環節的承擔者。從事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是否意味著中國將永遠落在他人之后呢？不是。看一下過去20多年中國的出口結構就會發現，我們的主要出口產品已經從1980年代中期的原材料(主要是原油和農產品)變成今天的電子產品，盡管我們所從事的仍然是這些行業中的末端工序，但我們畢竟是在不斷地上臺階；假以時日，我們也可以在產品內分工中上臺階。
重化工業化未必是壞事
以上述討論觀之，提重化工業化道路也未必是一件壞事，原因是，中國可能已經到了一個在重化工業領域具有比較優勢的階段。這個判斷是基于以下理由，即我們已經在重化工業領域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生產實力和技術水平。我國的鋼產量早已是世界第一，造船業在世界上嶄露頭角，石化工業也有較好的基礎。可以預見，中國在未來十至二十年的發展中將大量消耗鋼材、水泥、輸變電設備和石油產品，這樣巨大的市場為這些重型工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前景。保羅·克魯格曼在他1980年的經典國際貿易論文中指出，一國的出口結構具有“本土市場效應”，即本土市場較大的產品將出口更多。他的理由是，產品生產存在規模經濟，市場越大，產品的平均成本就越低，在國際上就越具有競爭力。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張帆和他的合作者最近利用中國省際數據的分析發現，絕大多數產業存在本土市場效應。我本人曾經工作過的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是一家大型輸變電設備制造企業，它在馬來西亞設有一家合資工廠，生產高壓開關柜，是以技術入股的。它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而收入水平是我們四倍的馬來西亞卻沒有技術能力生產同類產品，是因為這家公司已經有50年的歷史，而最近國內電力行業的迅猛發展又為它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
這里涉及到吳先生在他的書中著重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前蘇聯和中國早期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問題。吳先生認為這個發展戰略造成了經濟的扭曲和低效。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導致扭曲，這個判斷是正確的，我的疑問是，這個戰略的效率是否真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低下。如果僅僅考慮計劃經濟的25年，重工業發展戰略無疑是低效的，因為人民生活在這25年間幾乎沒有實質性的提高。但是，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的20年和計劃經濟的25年放在一起通盤考慮，則前25年的低消費和高積累就可能是值得的了。我只說“可能”，是因為這個判斷有賴于我們假想一條沒有重工業化的道路，并將我們實際走過的道路與之進行比較，而這條假想道路是什么樣的，我們似乎無從得知。一個替代的辦法是觀察一下其他國家的起飛歷史。這個觀察告訴我們，幾乎所有先發國家在起飛之前都經歷了一段或長或短的進口替代階段。二戰之后發展經濟學的主流觀點就是鼓勵發展中國家實施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政策，連世界銀行也是這樣建議的。是不是1950年代的經典發展經濟學家都錯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看一下他們的邏輯。正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經典發展經濟學家的邏輯起點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平衡發展模式的倡導者赫胥曼認為，由于一些行業具有較大的規模經濟，它們對上、下游行業產生較大的前后向聯系，一方面刺激上游企業的生產，另一方面又提高下游企業的效率，因此一個國家應該優先發展這些行業。這些行業一般是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工業基礎，應用廣泛，對下游企業效率的提高具有關鍵性作用。重工業的這個性質決定了它的發展對整個經濟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中重工業可能出現發展不足的問題。這是“斯密問題”的一個例證。按照斯密在《國富論》里的分析，分工和市場規模構成一個正反饋系統，較深的分工擴大市場規模，而較大的市場規模反過來又促進分工的深化；但是，正因為這是一個正反饋系統，當分工或市場處于較低層次時，它就不可能啟動，一個國家就面臨從何入手打破這個僵局的問題。
由于重工業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優先發展重工業對整個經濟是有利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前蘇聯早期發展重工業的成效是顯著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國還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1928年之后的工業化進程讓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工業強國；而且，西方學者根據最近解密的資料重新計算的結果表明，在1928-1938這十年間，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設身處地思考，我們應該理解斯大林當時的選擇。當時的情形是西方世界想消滅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當時最急迫的任務是快速武裝自己，以備西方世界不測的進攻。同樣，中國在50年代走上重工業發展道路，也和當時我們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有關。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實行封鎖，另一方面，蘇聯想讓我們永久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分工中的農業國。毛澤東想把兩者都打破，惟一的選擇是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我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以今天的成就觀之，很難說付出這個代價是不值得的。
國家不應采取傾斜政策
但是，從歷史回到今天，我們要問，國家是否應該繼續采取傾斜政策，鼓勵重化工業的發展？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前面判斷中國到了新一輪的重化工業發展階段，但這是基于中國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新角色說的，也就是說，即使國家不干預，企業也會選擇投資重化工業。國家干預沒有必要，同時也是有害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們已經建立了雄厚的工業基礎，已經進入了斯密正反饋系統的良性循環中。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會進一步加劇國家干預造成的扭曲。計劃經濟時代的重工業發展道路也產生扭曲，但仍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而現在則不同，財政分權大大增強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加上單一經濟指標的干部提拔體制，地方政府會傾向于進行過多的投資。在地方政府沒有硬預算約束的前提下，這種行為將導致銀行壞賬的增加。銀行是中央政府的，壞賬的風險由全國人民承擔，而經濟增長的好處卻是屬于地方的，因此地方政府將過度投資。從這點出發，我們贊同吳敬鏈先生的兩個觀點。第一是我們應該從投資驅動的外延式增長模式轉變為以提高效率為核心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上來。我要強調的是，發展重化工業和吳先生提倡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不矛盾的。發展重化工業也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盲目擴大投資，一種是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擴大投資，后者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第二是轉變增長模式的關鍵在于改變政府的行為模式，經過50年的積累，中國企業已經具備了足夠的能力做出自己的選擇；而經過25年的改革，我們也已經認識到了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優勢。政府的目標不應該是短期的經濟增長，而應該是為經濟的良性運轉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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