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津夫：如何治理高增長低就業

　　編者按：本刊2005年第34期刊出《中國經濟高增長為何帶不來高就業》一文后，引起各方熱議，長期從事此項問題研究的白津夫先生看后，指出我們能關注此類問題的報道是件好事，但他看后感覺意猶未盡，認為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沒有點到，特撰此文表達自己的一些看法，與大家共同商榷。

　　★文/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白津夫

　　改革27年來，我國經濟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已越居世界第六位。但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就業增長卻相對緩慢，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呈下降趨勢，形成“高增長低就業”現象。“高增長低就業”既是經濟現象，也是社會現象。增長與就業不協調，既會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高增長低就業”現象嚴重

　　得出“高增長低就業”這個結論并非空穴來風。數據顯示，進入新世紀，就業增長率雖然有所提高，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高增長低就業”現象明顯。2000年GDP增長8.0%，就業增長0.8%；2001年GDP增長7.3%，就業增長1.3%；2002年GDP增長8.0%，就業增長1.0%；2003年GDP增長9.1%，就業增長1.1%。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在改革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只有0.1%。而這種情況還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

　　“高增長低就業”現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密集向資本與技術密集轉變的必然趨勢，這在客觀上會使經濟增長對拉動就業的規模縮減。另一方面，也有著深刻的體制原因。

　　重增長輕就業

　　首先在發展思路上，沒有把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統籌考慮，比較普遍地存在重增長、輕就業的問題。加上過去主要以GDP來考核政績，使得一些地方只重視經濟增長指標的落實，不重視就業目標的實現，只注重發展技術密集型的大項目、大企業，不重視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和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加劇了增長與就業的矛盾。

　　其次在改革上，既存在著國有企業改革正常的下崗失業增加的問題，如近年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達2700萬人。也存在企業改革重組的不規范運作，導致下崗失業不正常增加的問題。如有的企業重組只注重資產重組，不考慮人的安置，把資產拿走了把人卻推向社會，進一步擴大了增長與就業的不協調。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繼續深入，國有單位就業量仍會繼續減少，今后3年僅國有企業實施關閉破產一項，還會有360多萬名職工下崗失業。從今年上半年的情況看，雖然全社會總的就業量有所增加，但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就業人數相對減少，國有單位就業人員6638.8萬人，減少168.8萬人，集體單位就業人員867.1萬人，減少103.8萬人。

　　三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長期較快增長，但拉動就業能力卻明顯下降。從三次產業比較來看，2000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26.4%、50.2%、31.8%；到2004年分別為15.2%、53%、31.8%。第一產業略有下降，第二產業有較大幅度增長，而第三產業沒有變化。從三次產業的就業情況看，2000年我國一、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例為50%、22.5%、27.5%；到2004年分別為46.9%、22.5%、30.6%。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略有下降，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沒有變化，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略有增加。比較可見，第二產業形成明顯的“高增長低就業”。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第二產業仍處在重工業化階段，具有明顯的排斥勞動力傾向；另一方面，第二產業發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業，這也是近年外商投資的重點，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約70%集中在制造業。制造業本來資本有機構成就比較高，加上外資的推動，進一步加快了技術對勞動的替代，抑制了就業增長。相反，吸納就業具有明顯優勢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影響到全社會就業規模的增長。

　　四是外商投資企業規模增長的同時吸納就業能力減弱。目前，我國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40%，外商投資企業占全國進出口總值達55.48%。但是，隨著外商投資的增加其拉動就業能力卻相對減弱。1985年至1990年期間，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貢獻為2.63，即外商投資每增加1單位，可以創造2.63個就業機會，而在1991年至2001年期間，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貢獻為0.549，呈明顯下降趨勢。這一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資方式變化的影響。目前，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方式中，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合作開發比重明顯下降，外商獨資經營比重大幅上升，從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外商獨資經營在吸納就業方面明顯低于其他三種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投資方向變化帶來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從最初的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通信、電子機械等高新技術領域轉移。

　　五是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和重復建設，在做大經濟規模的同時企業經營卻難以為繼，企業虧損或停產導致失業人數增加，形成新的增長與就業的失衡。如近兩年投資最熱的電解鋁、水泥行業，今年上半年出現大面積虧損或停產，其中電解鋁行業125戶生產企業中已經有39戶停產，55戶凈虧損；全國約有4400多個水泥企業，已經有1900多個企業處于虧損和微利局面，全行業上半年實現利潤下降77%。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幾個熱門行業也同時存在，其對就業的關聯影響不僅是短期的從業人數減少，而且是長期的就業增長放慢。

　　治理“高增長低就業” 刻不容緩

　　“高增長低就業” 會加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矛盾，甚至有可能擴大社會不公平的矛盾，進而加大社會和諧的成本。因此，治理“高增長低就業”問題刻不容緩。

　　首先是提高對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的認識。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推進社會主義

　　二是堅持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并舉的發展戰略。首先必須保證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通過經濟發展去開發就業和擴大就業，通過經濟發展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同時，必須轉變發展觀念，從過去追求速度的增長轉向經濟與社會、增長與就業協調發展。

　　三是通過結構調整從源頭上治理“高增長低就業”。在不斷提高產業技術水平、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同時，還要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充分發揮其大量吸納勞動力的作用，特別是要加快發展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企業和中小企業，發揮其就業增長潛力大的作用。同時，要加強

　　四是通過城鎮化重心下移，分解人口就業矛盾。目前，“高增長低就業”在城市集中顯現，加上城鎮化過程中人口向城市過快流動，城市人口就業矛盾進一步集聚。面對這種情況，僅靠加快大城市發展，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必須在促進大城市發展的同時，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鎮的發展，以此來分解人口就業矛盾。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重要的是把城鎮化的重心下移，從過度注重大城市，轉向大中小城市共同發展，特別是要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農村人口“就地轉化”，以進一步緩解城市人口就業壓力。

　　五是在深化改革中解決就業問題。首先要為國有企業改革支付必要的成本，包括安置就業和開發就業崗位所必須的成本。其次，要提高下崗再就業的組織化程度。在當前市場競爭比較激烈的情況下，要從下崗失業人員個體差異較大、競爭能力不強的實際出發，不斷提高他們市場就業的組織化程度，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通過合理組織，提高整體就業能力。

　　六、鼓勵“全民創業”，促進多種形式就業。要堅持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充分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形成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結構，落實積極促進就業再就業的各項優惠政策。改善就業和創業環境，在全社會形成創業就業的良好風氣。

　　七、提高開放經濟水平，爭取更多國內外就業機會。要積極發展出口就業型產業。大力開拓新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市場，擴大出口，增加就業；要繼續吸引外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不僅企業走出去，還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促進勞務輸出和擴大境外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