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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培勇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一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用了異常濃重的話語，強調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其中，給筆者印象最深的是第七部分第(21)條款這樣一段話，：“我國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決心加快推進改革，使關系經濟社會發(fā)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筆者體會，這里之所以用了“攻堅”以及“更大決心”等詞匯，并不在于我們要進行的改革尚未確定方向，因而需要繼續(xù)艱苦論證。因為經過20多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不僅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早已明確，甚至與此相關的各種具體改革項目的方案早已有之；也不在于我們要著手的改革復雜程度有多高，以至于需要借助高科技的成果才可能駕馭。因為經過20多年的改革歷程的洗禮，我們不僅積累下了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的經驗，而且對于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也有了了然于胸的自信；更不在于我們擬議推出或亟待推出的改革尚不具備推出的條件，故而還需苦等適宜時機并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因為至少其中的有些改革項目已經謀劃多年，許多必需的條件已經在這些年中逐步具備甚至超額完成。而是在于，目前我們要進行、要著手或擬議推出、亟待推出的改革事關既得利益格局的調整，特別要觸動政府部門自身的既得利益格局。
換言之，在深化改革中之所以要攻堅，要以更大決心，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要攻破的是既得利益格局堅冰。
比如，《建議》提及的統(tǒng)一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制度改革。推出這項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今天已經無需論證。它之所以被一再拖延，在早些時候，無非是擔心財政收入因這項將主要給內資企業(yè)帶來減負效應的改革而減少，從而讓并不寬裕的財政承受不起。后來，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新一輪擴張期，通貨緊縮的陰影為通貨膨脹的威脅取代，又加上了減稅會加大經濟過熱壓力、甚至招致逆向調節(jié)結果的憂心。不過，先是隨著持續(xù)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積攢下了消化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制合并改革成本的實力，化解了“財政減收”的擔憂。繼而認識到財政超收不主動用于推進改革即會“直通”為財政支出膨脹財源的中國現實國情，又消除了“逆向調節(jié)”的可能。就在人們燃起啟動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制合并改革希望之光的時候，卻因遭遇到政府部門內部的阻力而一再擱置下來。而之所以會有來自政府部門內部的反對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制合并改革適時啟動的聲音，無非是因為，吸引外資規(guī)模的增減可能牽動著相關部門的政績——部門利益，沿襲多年的區(qū)域性稅收優(yōu)惠格局可能發(fā)生的變化，會讓相關地方失掉繼續(xù)獨享這種“級差地租”的機會——地方利益。
再如，《建議》論及的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支付、政府采購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改革。其實，這幾項改革都屬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預算管理制度的基本規(guī)范，并非有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部門預算要求覆蓋政府部門的所有收支，國庫集中支付實質是將政府支出過程置于國庫部門監(jiān)督之下并有了一定的透明度，政府采購也在某種程度上杜絕了政府采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人為”偏差，收支兩條線又在管住政府部門“自收自支”的非規(guī)范行為方面發(fā)揮了一定作用，因而要觸動政府部門在收支領域的既得利益。所以這幾項改革或是推進步子不大，或在推進過程中屢打折扣。雖已啟動幾年，并不十分復雜，而且有成熟的國際經驗可供參照，至今仍需我們花費頗多的心思繼續(xù)深化。
又如，納入《建議》中的完善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我國建立政府之間的轉移支付制度的時間不可謂不長，也并非不知道一個規(guī)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究竟是怎樣的。然而，環(huán)顧一下我國轉移支付制度的運行狀況，就會發(fā)現，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轉移支付資金在由上一級次政府向下一級次政府的轉移過程中，常常被層層截留。截留下來的資金，又往往被用于同公共服務均等化無關的方面。以至于當我們一方面為實現區(qū)域統(tǒng)籌的科學發(fā)展目標而千方百計拓展轉移支付資金渠道時，另一方面卻必須拿出足夠精力來防止來之不易、本就相當緊缺的轉移支付資金在劃撥過程中被截留、挪用。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它啟示我們，在即將跨入的“十一五”期間，我們面臨的改革任務相當繁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標最終能否實現，將取決于相關的部門和地方究竟能否跳出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而躍升至國家利益、宏觀利益的層面上考慮問題。只有沖破了各種既得利益格局的圍追堵截，各項亟待進行、擬議進行的改革才可能破冰而出。這也可算作我們經過一系列的碰撞之后，終于悟出的一個帶有常識性的道理。
讓我們?yōu)榇硕e極努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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