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家做了些什么 與國際接軌需一個過程

　　特約評論員 新望

　　目前，在一個特定的人群當中，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和貶抑正在成為潮流。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經濟學家是市場化改革的設計者、參與者、獲益者，是強勢集團本身的一部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以西方經濟學樹立自己的學術霸權地位，默認中國的權力資本化。有人甚至說，要警惕經濟學家“搞垮中國”。

　　但是，評判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和中國經濟的發展聯系起來，必須和中國改革的實踐進程聯系起來。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是用“主流”、“非主流”之類的詞匯能夠概括與衡量的。可以說，截至目前，中國經濟學家只有一類，就是“中國改革經濟學家”——這是因為，當代中國有兩大任務，一是發展，一是轉型。或許，以后會出現“標準的”、“與國際接軌的”經濟學家，但那還需要一個過程。

　　實際上，有關轉型問題，老一代經濟學家從1950年代就已有思考，最杰出的是孫冶方，還有廣東的卓炯，在1960和1970年代，應該是顧準。當時，他們已經開始探索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自主發展道路，反對照搬斯大林模式。

　　而從1970年代末的近30年以來，經濟學家主要在三個方面對中國的改革做出了貢獻。

　　一是關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變革。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前，薛暮橋、杜潤生、于光遠、高尚全、吳敬璉、劉國光、董輔礽、谷書堂、何偉等中國經濟學家，以及科爾奈等西方經濟學家，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設計做出了有益的工作。在1985年召開的巴山輪會議上，科爾奈提出了兩大類四種模式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A類，就是計劃模式；B類，就是市場模式。A類又分A1和A2兩種：A1就是計劃指令型的計劃經濟，A2就是有彈性或有指導性的計劃經濟；B1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B2就是由政府宏觀調控的競爭體制。經過七天的封閉討論，與會人員達成共識，確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B2模式——即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

　　從計劃到市場，一步一步，一直到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個過程中，經濟學家們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說，沒有經濟學家的參與是無法想象的。

　　二是推動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1988年出臺，在此之前，私營企業被稱為個體戶、專業戶，其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而經濟學家林子力則從《資本論》的一個算式里邊找到一個例子，推論出“八個人以下就叫做幫手，八個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剝削”。由此，當時的中央文件規定，家庭專業戶和個體經營戶的雇工不能超過八個，超過八個就要有限制，尤其是黨員干部不能超過八個雇工。

　　——現在說起這件事，我們可能會啞然失笑，但是在那個年代，經濟學家為個體私營經濟的合法生存爭取一個政策環境，卻要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

　　再如薛暮橋。薛老最早主張可以自謀職業、可以搞長途販運，在1980年代，這種主張需要極大的勇氣。再如董輔礽先生，他是對中國的所有制改革貢獻最大的理論家之一，是從理論上說得最清楚、最透徹的一個人。另外還有高尚全、馬洪、厲以寧、王玨、曉亮等，也一直在為民營經濟鼓與呼。當然，其他領域的學者，如費孝通、陸學藝以及記者出身的吳象等，在支持鄉鎮經濟和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上，也做出了貢獻。尤其是1980年代初，中央政府連續發出了五個一號文件，杜潤生與他所帶領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們，起到了一般經濟學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做出貢獻的第三個領域，或者說第三個方面，是國有企業改革。盡管國有企業改革迄今沒有取得滿意答案。

　　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我們走了很多彎路，其中繞了一個十多年的大彎子，就是承包制。當時一些人認為，承包是國企改革的根本出路，結果，就把產權改革回避了十多年。現在“趕著來改”，卻又搞成了運動式改革、政績式改革，繼而出現了“自己定秤自己做買賣”的“內部人主導的改革”。但是，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緣于配套改革的滯后，與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并無直接關系。

　　對國企改革做出貢獻的經濟學家，有蔣一葦、馬洪、高尚全、吳敬璉、厲以寧、楊啟先、劉詩白、周其仁、張維迎等等。我們認為，不能因為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對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進行妖魔化，這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中國經濟學家的貢獻并不止上述三個方面。在特區的開辟、

　　毫無疑問，在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中，經濟學家將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我們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許多工作需要經濟學家去做。當然，經濟學家也不能故步自封，要考慮在更加開放的平臺上發揮作用，經濟學家之間、經濟學家與其他學科專家之間需要通力合作。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還遠遠沒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