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昀
最近,關于經濟學家的話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上月底,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指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11月7日《中國青年報》一項專題調查中,丁學良的說法在公眾中得到了83%的支持。
不僅如此,該專項調查結果顯示:14位主流經濟學家中,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僅有朗咸平和吳敬璉兩人。此外,對于“學者發表言論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的問題,58%的人選擇“學術立場”一項,38.2%的人選擇了“公眾立場”,但高達69.7%的人認為現在經濟學者發表的言論根本就是站在“利益集團立場”。
無論是丁學良還是參與調查的公眾,似乎都默認了這一思路:中國之所以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乃是因為現在的經濟學家不僅喪失了其學術立場,而且放棄了公眾立場,轉而成為利益集團的依附,或者服從于自身的利益。形象地說,公眾認為經濟學家應該是“為民請命”的英雄,而現實社會中,經濟學家卻成了“伴舞女郎”,獻媚于利益集團與政府,從中獲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既然經濟學是一門非常專業化的科學,經濟學家自然應該站在學術立場上發表言論,但它必然站在公眾立場上說話嗎?如果經濟學家必須為公眾說話,可“公眾”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厘清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富人也包括窮人,既包括所謂利益集團里的個人,也包括一般老百姓,甚至經濟學家本身也是“公眾”里的一分子,那么,經濟學家應該為哪一部分公眾說話?假如默認這里的“公眾”指的是一般老百姓,或者是弱勢群體、社會底層,那么這一部分人何嘗不是一種利益群體?看來人們之所以指責經濟學家,實際上并非認為他們不能為“利益集團”說話,而是他們沒有為一般老百姓這一利益群體說話。
而實際上,按照上述經濟學的定義,經濟學所應遵循的是學術自身的理性,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人類與社會的進步,它并不必然會傾向于哪一種利益集團,自然也不一定會站到一般老百姓的立場上去。也就是說,經濟學家的“學術立場”與所謂“公眾立場”并不必然一致,或者并非如此直接地影響某一群體的利益。要求經濟學家預設為這部分或那部分公眾說話,其實都偏離了經濟學的嚴格定義。
那么,又該如何解釋中國經濟學家紛紛拋棄學術追求,加入“陪舞女郎”隊伍的現象呢?其中原因固然有許多,比如經濟學家的經濟人本性,經濟學家也要吃飯,如此等等。但不妨將眼光放得再寬泛一點,且看現實社會中又何止經濟學家才“道德淪喪”,何止只有經濟學家才那么瘋狂地追逐利益最大化?嚴格來說,中國又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學者的世俗化并非僅出現在經濟學家群體身上,而是一個普遍性的現象。
對此,最近出版的《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有精彩闡述。該書作者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弗蘭克·富里迪指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知識分子的權威得到一種信念的支持,這種信念認為對知識與真理的追求應該得到社會的肯定。這一信念賦予學術工作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并賦予知識分子以強烈的使命感。……在21世紀……許多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地接受了與他們的活動相伴的實用主義,并堅稱他們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
原因正在于此,當知識分子普遍地自我祛魅以適應當代經濟社會之時,公眾還遵循著古老的學術法則對其提出近乎偏執的期望,因此難免感到深深的失落。
富里迪還提到:“知識越來越被視為技術性操作的產物,而不是人類智慧的成果。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后現代主義者讓-弗郎索瓦·利奧塔才能宣布‘教授死亡’。”仿照這一說法,公眾大可以給尚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經濟學家提前下達一份后現代主義“病危通知書”。--為什么不呢?難道一定要將自己的利益依附在這些人身上,然后哀怨地注視著正在參與資本瓜分狂歡節的他們?宣布經濟學家“病危”,不就意味著公眾該為自己的命運尋找出路了嗎?至少不必盲從于經濟學家的“權威”。或許,到了那時候,主流經濟學家們也會很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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