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大學教育已陷入學術并發癥困境

　　繼清華教授陳丹青炮轟研究生招生制度之后，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同樣選擇罷招研究生，導致了新一輪對現行教育制度弊端的種種聲討。

　　文/趙磊

　　45歲的賀衛方因為一次“音量不大”的呼喊，成為半個月來輿論關注的最密集的焦點

。

　　一切起因于6月24日，賀教授在一家網站上發布了公開信，在這封題為《關于本人暫停招收碩士生的聲明——致北大法學院暨校研究生院負責同志的公開信》的聲明中，賀衛方認為北大法學的現行研究生入學考試制度，在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考兩張綜合卷涵蓋多達十門課程，這種打著對考生全面考查旗號的做法實際上產生的后果卻是削弱了考試應有的專業偏向。”并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專業研究生。賀衛方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同時任北大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學》主編等職務。

　　7月上旬，身在國外的賀衛方在接受《新周刊》遠程采訪時表示，他本人也很難猜想該事件將會如何處理，“這涉及到校方的態度，最好是能夠問他們”，到目前為止，除了他明年暫停招收碩士生外，其他工作暫時不會有什么改變，除了正常的教學外，他還將繼續主持《中外法學》雙月刊的編輯工作。

　　超越傳統邏輯

　　賀衛方并非第一個對這樣的招生制度表示不滿的，此前清華教授陳丹青，因為不滿藝術類考生把功課都用在英語和政治上而忽視了專業能力，也曾一怒辭職。6月26日，陳丹青對賀的做法公開表示贊賞。有人認為陳的辭職是被迫為之，而賀的拒招則是有意為之，作為一位知名的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應該清楚自己的“有意為之”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也應該聯想到外人很容易看出這種“不服從”的姿態。有人甚至幫賀衛方作了打算，他之所以有勇氣向自己的“東家”和招生制度叫板是因為他根本不用愁飯碗，沒有后顧之憂。這樣的姿態似乎有“沽名”之嫌。

　　對于他嘩眾取寵但無實際學術成就的質疑，賀衛方顯然對自己的期許并沒有那么高。對比他少年時代的夢想，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已是超額完成任務，能夠再對法治建設這份大事業作些邊角貢獻，就更是額外的收獲了。此外，“學術成果不比賣白菜，要按斤兩衡量價值。我從事法律史教學，從歷史的角度看，寫過書的人不知幾凡，可是，有多少人的書的壽命能夠熬過幾十年或者上百年呢？”

　　但賀衛方對所有的質疑觀點都表示寬容，他甚至不認為自己的方式有多激烈，“只是顯得有些率直”。他也知道，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里，一個人要“勤謹和緩”，率直和真誠都不是主流價值所倡導的。甚至一些改革者，也必須謹慎地將新主張涂上舊色彩，或者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權貴領導人。“公開說不，哪怕是真誠直言，帶來的往往也是抵觸和拒絕。直言會被認為或者解釋為出于惡意和敵意，而敵人的批評就要拒絕，即使在我們的內心中認為那是正確的觀點。”

　　令賀衛方感到義憤的，恰恰是這種既定的傳統邏輯。他說：“今后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發展，當然也包括教育領域中的制度改進，都依賴于我們對于這種邏輯的超越。”

　　學術之憂

　　賀衛方對招生制度說不，導致了新一輪對現行招生制度弊端的種種聲討。而其中更深層次的探討，則是如何培養專業學術人才。

　　賀反對用“培養”這樣的字句，他認為：一些天才型學術人才并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被發現的。所以，一種合理的考試制度，一種能夠讓真正具有學術潛質的人才不被埋沒的甄別遴選體制就顯得特別重要。合理的考試能夠讓考生展現其知識的寬度，因為沒有廣博的知識積累，未來的發展空間就相對狹小。同時，這種考試又需要鑒別考生在報考學科方面的積累和思考深度。

　　據他的描述，目前北大法學院的考試，是“兩張卷子，橫跨十多門課程，考試科目太多”。科目多，每張卷子就要召集六七個不同課程的學者一起命題。如果是同一門課程，不同學者可以各自就自己擅長的方向領域內命一道分析性的題，加在一起，就構成了對本門課程的一個綜合性考察。但是，當五門或七門課程的學者在一起組合一張考卷的時候，如果要全部出論述分析式題型的話，每一課程內究竟怎樣的題目更能夠考察一個人對知識的總體把握，學者們要達成一致本身就不容易，更不必說同一張卷子涉及到的多門課程的不同學者之間還需要相互協調。

　　當一種考試是以考察某種教科書式的既有知識為主的時候，背誦功夫就比分析能力來得更關鍵了。事已至此，所謂學術或研究型人才也就只能托諸空言了。正因為此，他對現行的考試制度提出了質疑。在此基礎上，賀衛方也對我們到底需要多少學術人才、研究生教育的規模提出了疑問。

　　1970年代末最早恢復研究生教育的時候，指向很明確，那就是培養學術人才。賀記得在他本人讀研究生的時候，畢業生絕大多數都走向了學術研究和教育崗位。但是，后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研究生教育逐漸地越來越普及，招生規模越來越大。令賀衛方奇怪的是，即便是在當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對于公務員以及諸如新聞、律師之類的行業而言，學士學位常常已經足夠。然而，在我國，一方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的大躍進，另一方面卻是在廣袤的農村連中學教育還遠遠沒有普及！

　　在問及他自己關注的領域的人才狀況，賀衛方認為：就法學而言，最大的困難正在于這種招生太多，魚龍混雜，導致文憑價值降低，而表面上卻是一片繁榮。“我覺得已經陷入了某種并發癥的困境。”他對本刊說。

　　大學之辯

　　在一次對北大新生的入學演講中，賀衛方非常欣慰地說道：“我們很幸運，生活在一個有大學的時代，”——有大學的時代使得一些既不擅長當官，又不愿意種地的人，可以以一種閑散的風格做自己想做的事。

　　出生于山東省牟平縣的賀衛方，為自己的青少年時代給出了一個直接而簡單的定義：典型的“文革少年”。雖然小時候面臨的教育環境“極其惡劣”，但他酷愛讀書，當時的理想便是：“希望一輩子都讀書，還有人發工資。”然而，如果在賀衛方的中學時代，有人說這個愛讀書的少年郎必然會成為北大教授，他自己都會認為對方肯定是吃錯藥了。

　　在恢復高考后，喜歡寫作的賀衛方神使鬼差地考上了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一次誤打誤撞的選擇，讓他一直走到了現在。從西南政法學院畢業后，賀報考了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從1985年起開始在該大學主持編寫季刊《比較法研究》，1995年他被調到北京大學任教，并于1996—1997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

　　但如今的大學卻因為獨立的喪失，讓賀衛方在欣慰之余有了更多的遺憾。

　　“西方最早的大學是與教會相關聯的，近代大學追求獨立、學者追求學術自由的對象往往是宗教當局的控制，而較少指向世俗當局。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背景，最早的大學正是政府變法圖新的產物，從其建立伊始，就處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今天的整個高等教育格局中，國立大學一統天下的狀況實際上意味著大學與國家關系的類型與西方完全不同。”

　　他認為如果大學對于國家權力的依附，當然會直接影響到教師的地位。“不妨看一下我們的《高等教育法》，你可以發現‘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樣的表達，”賀衛方說，“黨委和校長是大學管理中最重要的兩大角色，按照現在的實踐，黨委書記乃是學校的‘一把手’。由于法律缺少相關的立法和司法解釋，‘領導’和‘負責制’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哪些事務屬于黨委的權力范圍，哪些屬于校長的管轄領域，兩者發生爭議又通過怎樣的機制予以解決，所有這些都是相當含糊的。”

　　與書記與校長之間矛盾相比，教師群體在校政管理上的邊緣化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教育以及學術制度的所有決策上，教師都完全不是一個主導性的角色，仿佛只是一批受雇于學校的雇員。“這一次我宣布暫停招生，有些人就批評說我無權擅自停招，否則便是不遵守規則。這樣的說法明顯地是把教師放在雇員的位置上了。”賀衛方說，“大學教師應該不是雇員，而是大學的主人。”

　　令他遺憾的是，大學教師仍然是一群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