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謎的貨幣求解

　　本報駐京記者　鄧瑾

　　貨幣流通量不足、交易成本太高，制約了中國在上一個千年更深層次的金融創新，金融創新能力的不足最終成為工業革命未能在中國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貨幣制度的歷史表明，金融制度要圍繞信用這個內核，同時還要不斷與時俱進，

　　上周末，在競標中國工商銀行剝離壞賬的間隙，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太原辦事處總經理李錦彰兩度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暢談中國的貨幣歷史。

　　這位之前在中國農業銀行工作多年的金融官員一直潛心研究“信用”，而且他“野心”勃勃，試圖跨越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界限，進行融匯貫通、酣暢淋漓的研究。

　　去年他把研究社會信用問題中的有關貨幣部分單獨成書，那就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貨幣的力量》。

　　李錦彰在書中結尾處寫道，這本小冊子是他這個“貪婪的饑餓者”為了尋求一系列問題的答案而作出的嘗試。這些問題包括：

　　———中國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古老而連續不斷的文明國家，是否與其特有的貨幣制度有關？

　　———為什么世界上最早創新紙幣的國家，卻又是在近代很晚才誕生銀行的國家？

　　———從唐朝的“兩稅法”，到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再到明清的“一條鞭法”，為什么代表進步力量的潮流，卻總是一次次遭受挫折？

　　———貨幣經濟在沖擊宗法人倫制度時，為什么在中西方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工業革命沒能在中國最先發生，可不可以嘗試從貨幣角度給予詮釋？

　　本報記者就這些宏大問題中的一部分對李錦彰進行了專訪。

　　記者：您在《貨幣的力量》一書中提到，中國古代特有的貨幣制度推動了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但后來卻制約了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那么這到底是種什么樣的貨幣制度呢？

　　李錦彰：在農業文明的時候，自給自足是主要生產方式，可交易的商品量有限，交換的頻率也少，跨距離的大宗交易也少。大量的日常交易可能就是用幾斗米換幾匹布或幾斤鹽。現在看來在這種交易條件下，單位貨幣的價值，銅是最適合的。銅比鐵貴，比黃金白銀又便宜。用1個銅錢能買的東西，用鐵幣就要10個，用銀就得1%個，用金就得1‰個。把金銀分成那么小，別說制造工藝上有問題，就是產生了，也不便流通，容易丟失。何況還有成色的鑒別。

　　所以說以銅為本位的貨幣制度促進了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因為它的交易成本最低。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增加，跨距離的、批量的、大額的商品交易大量增加。如果還是用銅錢交易的話，交易成本就提高了，無論制造、運輸，還是保管、清點成本都大大提高。雖然不同的材料制造成本不同，但假設鑄造一個銅幣和鑄造一個銀幣的成本相同，鑄造100個銅幣的價值才等于一個銀幣，單從工時上來說，鑄造費用就大得驚人。

　　銅不僅從單位價值上不能滿足商業經濟的發展，而且從貨幣量上也不能滿足，因為銅的儲量有限，鑄造也有限。如果貨幣量不能相應增加，那就需要銅錢的單位價值提高。原來一個銅錢能買一斤糧，現在要半個銅錢就能買一斤糧。這樣，不僅農民的利益受損，而且由于貨幣量的不足，以物易物現象大量產生，阻礙了社會的進一步分工。

　　在這種情況下，白銀開始在民間作為貨幣流通。政府不干我們自己干。一直到15世紀中葉的時候，白銀才在中國歷史上充當貨幣。雖然明朝的統治者是在社會的強大壓力下作出的妥協，但這畢竟是中國貨幣制度的一次重要轉折。此后，明代商業和貨幣經濟得到了顯著發展，與此舉有顯著關系。但中國當時貨幣制度的根本危機———總量和結構與經濟發展不匹配———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解決。

　　從形式上看，當時中國的貨幣形式與西方接近了，歐洲在13世紀商業貿易復興的時候就及時引入了金幣和銀幣。但是，盡管中國最終也引入了銀幣，但我們是銀幣和銅錢并用，而西歐是金幣和銀幣并用。這種結構的不同，其實存在著實質的差異。

　　西歐不論金幣、銀幣，它的幣值材料與幣值背離是有限的，鑄幣當權者對幣值的確定，對鑄幣稅的獲取，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場規律的支配。金銀之間的兌換隨時可以根據市場價值自由進行。因此，貨幣的內核信用能得到維護。

　　可是中國的銀和銅錢之間，幣材價值與幣值之間背離的程度巨大。當兩種貨幣同時流通時，由于銀幣更能保值，人們自然就盡力追求白銀，而不愿接受銅錢。越是這樣，銀就越被儲藏而不是流通，所以不能有效地促進社會分工和商業的進一步繁榮。

　　總之，貨幣是作為一種交易手段產生的，服務于交換。貨幣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統一，其內核是信用。所以貨幣的形式必須隨著服務對象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記者：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在曾經商業繁榮、技術先進的中國產生，也就是所謂的“李約瑟之謎”，雖然已經有許多版本的解釋，但您認為，貨幣的因素被忽略了。

　　李錦彰：是的。中國在享受了漫長的貨幣制度的優越之后，在上一個千年之際，貨幣制度特別是貨幣流通在結構和總量上，與商品交換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流通量不足，交易成本太高，進而制約了更深層次的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能力的大小又與工業革命能否實現密切相關。

　　中國古代貨幣從西漢完成統一形制的改革之后，另外具有影響的改革就是鑄行大錢和發行紙幣。這都是在貨幣總量短缺而造成的“錢荒”背景下采取的補救措施。

　　中國的“大錢”并不像西歐13世紀的大銀幣一樣，是把幾枚小銀幣疊加后鑄成一體，所表示的價值也還是小銀幣價值的加總而已。而中國的大錢通常是以銅為幣材，鑄成略大于小平錢的銅錢，但表示的價值卻遠遠大于實際的價值，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等，歷代大錢層出不窮，名類繁多。紙幣也是同樣的情況。當良幣和劣幣共存的時候，人們自然儲藏小錢，而將大錢或紙幣易手。這就影響了經營貨幣的兌換業、匯兌業和存款業的發展。

　　比如，我存進去的是大錢，取的時候我想要小錢，存款機構不就賠錢了嗎？雖然形式上不賠錢，但政府不斷更迭，這個大錢現在能用，要是換了個皇帝或朝代更替了，就不能用了，這就限制了存款機構的發展。異地結算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如果不能大量存款的話，也影響了信貸的發展，這反過來又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而之所以到封建社會后期許多地方銅還繼續作為主要貨幣流通，是因為白銀明顯不足，鴉片貿易使白銀大量外流。而黃金又讓歐洲人套匯套走了很多。因為黃金不是作為主要貨幣，價格就比歐洲低很多，西方輸進白銀把黃金套走了。中國后來應該實行金本位的時候，本來黃金儲備就少，再加上外流，沒有條件，交易手段不能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所以還是用替代品。紙幣不僅國家發行，民間也發行，只要是商戶都能發行紙幣�；靵y局面一直延續到民國初期，造成物價混亂，做生意是賠了掙了，核算起來特別不方便，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因此我認為，鴉片戰爭中白銀的外流比戰爭本身對中國的打擊更大，帶走的不僅是財富，而且也帶走了中國的進步力量，中國貨幣的交易手段失去了一個客觀保障。

　　而歐洲之所以說是商業革命促進了工業革命，就是很好地解決了這個貨幣問題。比如加大銀幣，由銀本位進入金本位或金銀本位并行，由此產生了銀行、匯票等信用工具，在跨國貿易上都能用，交易成本很低，銀行開戶結算都很方便。

　　記者：歷史學家黃仁宇一直強調，中國后來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缺乏“數目字管理”，這跟貨幣的紊亂有關系嗎？

　　李錦彰：說中國缺少“數目字管理”，有道理。不過，看看晉商的賬本，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數目字管理，而是數目字管理需要有貨幣這種東西能夠滲透到所有領域。沒有好的貨幣手段，任何經濟方式不可能數量化。所謂數目字管理必須建立在一個統一的、可量化的單位之上。其實中國人并不是缺乏數目字管理的能力，而是缺乏環境和條件。而這種環境和條件不是每個人都能創造的，這取決于統治者。

　　記者：研究中國貨幣制度的歷史，對我們今天有什么啟示呢？

　　李錦彰：任何金融工具和制度的創新，都必須以信用為中心�，F在我們金融產品花樣很多。但有些產品，比如一些理財產品，作出的承諾無法實現，那這個產品就沒有生命力。

　　除了理財產品，也包括卡、資產重組方案，甚至包括一些信貸方式，都可能背離了信用這個核心。任何一個金融產品背離信用這個核心，都不會持久。

　　記者：但是這個金融產品或制度是不是背離了信用，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只有設計者才知道。

　　李錦彰：這就對管理者、決策者提出了要求。你講信用，就會有回報。比如過去有的地方搞國債回購，或者搞個什么票據，到時候人家去兌現，他由于資金不足，找個理由就把你回絕了。金融產品設計得再好，不講信用，就失去意義了。

　　這就提醒我們，金融制度要圍繞信用這個內核，同時還要不斷與時俱進，調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