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鄉土有斯人--費孝通和他的著作

　　王乾榮／文

　　費孝通先生去世了。悲痛中憶起我為寫《江村故事》一書，于2000年春天隨費老到他的家鄉江蘇吳江市鄉下江村訪問時的情景，歷歷在目。費老一生都沒有放棄實地考察這一治學方式。一直到90多歲高齡，他每年至少有一次到各處窮鄉僻壤調查訪問，進行他的社會學研究。他還不忘每年回一次江村，調研那里的變化——那是他20世紀30年代最初搞社會調查 的一個基地。他1939年在英國發表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一書，便是在調查江村的“社會變遷”的基礎上完成的。

　　綜觀費老一生學術成就，有兩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部是奠定他在中國社會學領域權威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經濟》，一部則是完成于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經典著作《鄉土中國》。

　　江村經濟

　　《江村經濟》被費老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譽為社會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被后學稱為“中國社會學派”的開山之作。即是說，在此之前，是沒有一個社會學者從中國鄉下的一個普通村莊的“消費、生產、分配、交換”入手，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社區”一詞為費老發明)的一般結構和變遷的。

　　這種探尋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要改變貧窮命運，從鄉土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只能獨辟蹊徑，而不能重復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他細密地解剖了一個面臨著饑荒的小村子，辦的是“個案”，卻在人們面前打開了一個有著美好前景的大世界，把握的是“全貌”。費老晚年復出后研究農村人口向小城鎮聚集、向非農業轉移，以及農民如何致富等社會問題，也無不體現著從中國農村實際出發、走獨特道路這一基本理念。

　　費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國的傳統草根工業的改造和發展，當成了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向更高一層轉化和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這一點已經被歷史、被今天的改革實踐所證實。

　　費老的學問舶自西方，他師從社會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但是他沒有像有些“海龜”那樣，把學問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賞，而是將它“中國化”、“鄉土化”，使之變成改變窮困中國的一個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這正是他對于中國社會學的具有原創意義的貢獻。在費孝通先生那里，學問就是有用的知識，他懷著一顆改變中國落后面貌和使貧困百姓致富的良心，虔誠地使他的知識學以致用。有人因此把他綿延半個世紀用這種方法對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譽為“江村學”，是不無道理的。

　　鄉土中國

　　如果說，《江村經濟》一書以小見大，展現了“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費孝通語)，對現代鄉土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做了最早的圖解，那么《鄉土中國》的主旨便是著眼于中國整體社會的結構和特質，高屋建瓴地審視社會，試圖把握中國文化的脈搏。

　　《鄉土中國》是費老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講授《鄉村社會學》的講義基礎上整理而成的，也是處于初創階段的中國社會學的一本啟蒙讀物、普及讀物。《鄉土中國》不因循西方社會學法則，而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另起爐灶，深入淺出，以例釋理，娓娓道來，妙趣橫生，比如我們可以從中見識到20世紀30年代的“山杠爺”式人物，使讀者于愉快的閱讀享受中，驀然領悟到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原來如此”的真相。

　　這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學層面解析，既反映出了國民性中樸實、美麗的一面，也挖掘出了國民性中的蒙昧和深受宗法理念束縛的一面。費老得出的結論是，“陌生人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因為前者是“爭權利”，后者則是“攀關系、講交情”。

　　在對中國國民性的探索上，費老從制度到精神的社會學分析與魯迅從精神到精神的文化分析，可以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人們對鄉土中國和中國國民性的認識不能只停留在口頭的“文化自覺”上，如何行動起來，把一個“鄉土中國”變成“現代中國”，使之融入世界，步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且不失中國特色，才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終極使命。這就是《鄉土中國》對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啟示性意義。后來費老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世界各民族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建設一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會的設想，便是他自《鄉土中國》開始一貫持有的學術思想的延續。

　　行行重行行

　　費老起步于20世紀30年代太湖之濱的江村，“行行重行行”于新時期的祖國大江南北，尤其是80歲過后的晚年，他仍然志在千里，不知老之將至，足跡幾乎遍及全國所有最貧窮的地方，用智慧、辛勞和汗水書寫下一篇篇理論聯系實際的“富民”文章。

　　1994年費老84歲時曾說：“我沒有長壽的打算，關于生命的長短，聽天由命而已。”他還說到了自己一生的“三死”：“30年代，我應該死而沒有死；40年代，人家要我死而我沒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沒有死。”這說的分別是瑤山考察遇難、昆明遭國民黨特務恫嚇和“文革”中被迫害之事。

　　而費老思考得最多的，是死前的作為，是精神的“非死”。一直到21世紀的第一年費老90歲高齡時，他一邊感嘆著“白頭青發有存歿，落日斷霞無古今”，一邊仍然行色匆匆，調查研究，為民造福，不亦樂乎，著書立說，澤被后學，不亦快哉。人們這時仍然能從他身上感受到“壯心不與年俱老”的灼灼氣韻。這使人不由想起了江村的春蠶。

　　現在，費老終以95歲的人瑞耆年而得永遠安息。

　　(王乾榮，中國法學會會員、中國作協會員，高級記者。所著《江村故事》為一部關于費孝通、江村以及《江村經濟》的文化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