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權走到民生 鄉土中國里的五四之子費孝通

　　余世存／文

　　95歲高齡的費孝通先生仙逝，對費老這樣一個有著時空廣度和精神密度的歷史人物而言，說什么都顯得掛一漏萬，都難以言喻悼念者的感情。雖然，壽終正寢，蓋棺論定，贊生送死不辭，小子何敢讓焉？　

　　對費孝通先生來說，他的晚年“余熱”不斷，但他的事功立言早已“論定”。網友們知道，用引擎可以搜索出各類百科全書、名人詞典、人物傳記中有關費老的簡歷、介紹和紀傳。他是當之無愧的大師型學者，他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都是社會學調查和理論的經典之作，他是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最堅實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前，他和摯友儲安平等人還是接力于胡適之等五四前賢的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開放的歲月里，他又出任了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是國家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

　　在種種可見的成就面前，他“桑榆為霞”的努力，如周游全國市場的調研、出版文集、92歲講大課、回憶他早年的師友等等，都是“老驥伏櫪”的修身慣性使然。但如果我們回顧他的一生，并試圖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我們可以理解，他的晚年言行仍有一種“慢慢地著急”(李慎之語)的焦灼洞明和達觀世故。

　　大師之路

　　費孝通先生1933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獲社會學學士學位，193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生院，1938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他在社會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門下學習，在馬氏的指導下完成《江村經濟》博士論文的撰寫。

　　費孝通在抗戰的漫天烽火中回到國內，任教云南大學社會系。在他的主導下，中國開始了一波新的農村調查工作，并獲致不少成果，也培養了一批人才。1943年，費孝通前往美國講學一年，返回后在清華大學任教。1947年后，費先后寫出《生育制度》、《初訪美國》、《重訪英倫》、《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著作，廣受讀者歡迎，也產生廣泛的影響。

　　在有著巨大學術貢獻的同時，費孝通先生還是一個堅定的知識分子，他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有著令人矚目的社會活動，有著令人弦誦不絕的公共寫作。

　　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聯大和錢端升、伍啟元等教授發起“反內戰”演講，“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槍聲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聞一多被暗殺，費孝通雖在美國大使館協助下避入使館，但他仍撰文：“這是什么世界，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費孝通和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們一起，獨立客觀地寫下大量批評時政的文章，他是當時處于夾縫中的自由主義孤島——儲安平《觀察》的撰稿人之一，他的言行為他贏得了自由民主人士的聲譽。

　　費孝通以民主人士身分參加了新中國的政協會議。1952年全國院校調整，社會學被取消，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任副院長；1957年費孝通寫作“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在已被整飭馴良的知識分子隊伍里建構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命題，這一由社會學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學者發現的時代課題，大概可以跟蘇聯作家愛倫堡的《解凍》一說并美。費孝通當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平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提出恢復社會學的學科地位，費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國社會學教育的委托，自此開始活躍于政界、學界和中國社會。1980年后，費孝通還先后出任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民盟主席等職位。因年事日高，1996年辭民盟中央主席職，任名譽主席。　　

　　從民權走到民生

　　費先生的一生是復雜曲折的，他經歷了人世間最為巨大的榮辱。他有著巨大的學術抱負和用世之心。

　　毫無疑問，身為五四之子的費孝通先生也有著大創造的機運和才華，他也抓住了這種歷史機遇。錢穆、陳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個收獲期，有一個獨立的文化價值評判系統確立的時期，費孝通先生即屬于這一時期彌足珍貴的收獲之一。

　　遺憾的是，文化或道統的重建，胡適之展望的中國文化的文藝復興，很快被社會突變中止進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設人為地斷裂，少有成為后來者的營養，這也許反證中國知識人的創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們在觀念和方法論上少有為中國的百年千年巨變進行準備，少有為中國的社會革命提供思想資源。學來習得的中西知識未能化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訓教化社會，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識分子們多有暖昧或可議之處，費先生的“長老統治”有譯語的取巧而無中國氣象，從中也可見一斑。

　　這種不配于中國罪苦的知識，其社會遭遇是屈辱的，也是后來者可悲憫的、必記取的。作為一個篤愛自由的學人，費孝通先生曾經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們的淪陷，斯文掃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懼、無告無助的痛苦、人神遠離的絕望，他都經歷了。他活過來了，他活成了明哲。他從民權走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徹悟、出路來規范早年的抱負，他說自己的一生不過“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后之明達君子，或可諒讀、知人論世于費老乎？　

　　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潛先生、馮友蘭先生、費孝通先生、楊振寧先生等學貫中西的“通人”，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認知和態度，曾經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難索解的一頁。　　

　　“文化要走了”

　　得失固不能為外人道，但費老因此不顧及老境的安適，風塵仆仆于中國大地的市場建設，他確實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時，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強調“文化的自覺”，他自覺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認自己不易體會中國文化深處的東西，他承認從知識分子這個整體看，確實還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堅定地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處，文化自覺的要義在于它是為人的，而不應該舍人救所謂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讓人來保存它。在這一點上，他的眼光和敏感遠非當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管窺。

　　費孝通先生在87歲高齡的時候，曾到江蘇吳縣做社會調查，他跟小城鎮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歲上下的老婦人，老人服飾很有特色、儀容整潔、神態安詳，而當費教授請她聊天時，站在一邊旁觀的她反倒退回里間，連面也不肯露了。

　　對費孝通先生來說，這是一種慘痛的感受。他認為他看到了一種文化的變遷，即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來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覺得不能出來見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歡迎她出來。可是她自己覺得，我這一套不行了。這樣一來，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滅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這文化要滅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沒有自信心了。這不是她個人的自卑，她對她的文化沒信心了。”　　

　　費孝通的“文化自覺”說可謂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劑，他以闊達的態度指明人類的發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因為他在自家文化里發現了“推己及人”、“親親仁民”的思想。但這些晚年的省思跟他早年提供的材料方法一樣，多只是提出了問題。也許這正是他那一代大師的特點，他們提供了線索，提供了路徑，提供了各種立身處世的標本。

　　前賢已矣，有待來者。

　　(余世存，學者、作家。《南風窗》、《中國新聞周刊》專欄作家)

　　費孝通生平

　　1910年11月 出生于江蘇吳江，4歲入母親創辦的蒙養院接受正規教育。

　　1928年 入東吳大學，讀完兩年醫學預科，不久棄醫轉學社會科學。

　　1930年 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3年畢業后，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研究生，1935年通過考試并取得公費留學資格。

　　1936年 去英國留學，1938年獲倫敦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中文名《江村經濟》，該書被國外許多大學的社會人類學系列為學生必讀參考書之一。

　　1938年 回國后，繼續在內地農村開展社會調查，研究農村、工廠、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社區。出版了調查報告《祿村農田》。

　　1944年 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清華大學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鄉土中國》及譯文《文化論》、《人文類型》、《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等。

　　1955年 到貴州進行民族識別，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1988年 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同年獲《大英百科全書》獎。

　　1992年 發表《行行重行行》，收入自己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察沿海鄉鎮企業的主要研究報告集。

　　2005年4月24日 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