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經濟學家蔡昉：曾走進中央政治局授課

　　引題：蔡昉的經歷似乎在證明，中國農業經濟學家的地位，依賴于農業在國家政策中的地位。

　　2005年3月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國兩會閉幕后答記者問時，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所說的一句話：世界大多數人是窮的，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么你就會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世界上大多數窮人靠農業謀生。所以如果你懂得了 農業，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

　　溫家寶的一席話，使窮人的經濟學和窮人的經濟學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早在1998就寫過《窮人的經濟學：農業依然是基礎》。他是中國經濟學家中少有的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研究窮人的經濟學的人。

　　蔡昉笑言，自己是一個被鎖定的農業經濟學家。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熱點入手，通過把最現實的問題與一系列發展經濟學的主題聯系起來；或者說從具體的問題研究起，逐漸形成自己對農業和農村的經濟學理解，是他從事經濟研究的基本脈絡。在轉軌中國，蔡昉從“三農”出發，逐步關注到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帶動下，遷移到城市中的農民工以及在國企改革中下崗的城市貧困人口，繼而延伸到對中國發展戰略和改革路徑的探索和研究。蔡昉的研究路徑似乎是舒爾茨觀點的很好詮釋和演繹。

　　少時農村體驗

　　蔡昉是北京人。作為農經專家，蔡昉的農村經歷是少時在山西農村的讀書生活，以及青年時在北京郊區順義縣的插隊生活。

　　“文革”中，蔡昉的父親在山西某小鎮中學教書。在小學的最后一年，蔡被送到了這里。他的同學大部分是農家子弟，而在與同學的親密接觸中，他開始參與到農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桿，每日放學后，邀上三兩知己，一起到很遠的野地里去割草，很有些五湖四海、交游天下的感覺。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農村，什么都不懂。蔡昉記憶中清晰記得一件事：在田野里，蔡昉看到一個相識的孩子趕著驢車得意揚揚地從同學們面前經過。于是蔡昉問周圍的人，那是他家的驢？沒想到引來哄然大笑。笑過后，有人告訴他：“那是生產隊的驢，家里是不可能有驢的。”蔡昉說，這是他關于所有制的第一個概念。

　　高考時，由于中學老師的指點，蔡昉選擇了農業經濟系為第一志愿。他對此的解釋是“因為當時公布的專業目錄中沒有工業經濟之類在城里干的建設事業”。于是，蔡昉“就上了這條船”。大學時期，蔡昉對農業經濟學并沒有產生特別的興趣，轉折來自讀研究生期間，他考入被稱為政府智囊機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蔡昉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學家群體是中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是以直接參與經濟改革爭論的方式進入經濟學殿堂的。個人的職業生涯與改革發展相吻合，使小人物有機會參與了大改革。

　　到農村調研

　　在蔡昉1978年考入大學時，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件影響巨大的事情。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包產到戶”的農業經營新體制形式的探索。這種體制最后被表述為家庭聯產承包制。這一變革被認為極大地釋放了中國農村的生產力，并且被普遍視為中國改革的發端。

　　但是隨后幾年，人們沒有想到，這種農業生產積極性的高漲和農業產量的大幅度增加，卻出現了“賣糧難”、“賣麻難”、“賣魚難”、“賣水果難”等等短缺條件下的產品流通阻礙，而且越是當年難以溫飽的貧困地區，這種現象越嚴重。

　　1982年，正是蔡昉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的第一年。是年假期里，蔡昉和其他幾位同學受當時的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安徽、江蘇進行“賣糧難”調查。這是蔡昉第一次專業性調查研究，也成為貫穿其研究生涯、獲取最真實信息的重要方式。

　　調研中，他親眼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農民，僅僅因為包產到戶這樣簡單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勞動表現，從而根本地改變了他們自己的命運——中國農民的命運——中國的命運，感受到了勞動積極性的力量，以及調動這種積極性的制度力量。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習期間，蔡昉還分別到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調研，走過了大半個中國，廣泛地了解了農業、農村、農民。

　　在農村廣泛的調研接觸中，蔡開始認真思索中國“三農”問題與農村發展的路徑。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產力水平低下時的權宜之計，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與同學劉吉瑞合寫了商榷文章《論我國承包農戶的性質、特點及發展趨勢》。他力圖弄清楚家庭經營的生命力所在，并且試圖解釋為什么1980年代初，農民一旦選擇了家庭承包制，就徹底地拋棄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時卻又開始尋求各種合作形式。后來蔡昉有機會前往西班牙考察世界著名的蒙德拉貢合作企業，在中外比較中，蔡由此區別出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的合作組織與符合市場規律的成功的合作組織兩種形式，以及兩者在制度安排上的優劣。

　　反對農業保護政策

　　有人總結說，中國的農業增長“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減產”。雖然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農業資源配置最終要依靠市場機制，但是以爭取政府支持為著眼點的慣性，最終臆造出“農業是弱質產業”的判斷。

　　1980年代，中國的農經界熱衷于向政府解說農業的重要性，1990年代則轉向了呼吁對農業實行保護政策。蔡昉卻是這種保護政策的反對者。他警告說，在中國農業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況下，搞農業保護只能是不徹底的，其結果是一個沒有贏家的博弈：農民沒有得到充分保護，消費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財政負擔和政策執行難度。

　　蔡昉的自信來自于他扎實的調研。1990年代初，蔡昉曾經在中國的沿海、中部等地區對農業保護做過專門調查。其中每到一地必問的一個問題是：“糧價要多少錢，你會種地？”在沿海地區，蔡昉得到了這樣的回答：“即使每斤糧食能賣一二元也不種。因為種糧食與其他非農產業相比，其收入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在大量的調查之后，蔡昉得出結論：中國農業不具備比較優勢，尤其是沿海地區。另外，由于中國農業自給自足的生產流通方式，使地區間的購銷合作無法形成，也影響了農業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社科院為“八五”計劃提供改革和發展思路的課題組中，蔡說服同事和領導，將這樣的意思寫進報告：中國糧食正在喪失比較優勢，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國際市場解決糧食供給問題。在學界的保護聲中，蔡昉的聲音似乎過于微弱。他1991年發表的《農業比較優勢的發揮與市場機制的啟動》，遭到了國內大多數同行的質疑。

　　隨后不久，蔡昉出國進修。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食品研究所的圖書館里，蔡昉獲得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對面是著名的胡佛塔樓。“夜深人靜時，我結合在國內思考過的問題，憑著半生不熟的英文，讀了一些著作和文章。當時主要關注的是兩個問題：一是農業組織問題，一是農業比較優勢問題。”

　　回國后，面對國內愈益加強的保護呼聲以及中國農業比較優勢的繼續喪失，蔡昉直接以要不要農業保護為題，提出討論。在受到多數人批評的情況下，蔡昉反而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時他對中國整個農業問題的觀點也逐漸清晰起來，并且漸成體系。

　　這一時期，蔡昉有兩個標志性的研究問世。一是《比較優勢與農業發展政策》。在當時，這是第一次有人把中國農業經濟改革的微觀激勵機制與宏觀資源配置格局結合起來，把是否發揮農業比較優勢問題作為農業經濟體制改革能否最終完成的標志。

　　之后，蔡昉在受澳大利亞貿易自由化之父Ross Garnaut教授的邀請，訪問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時，與他交換了中國農業是否到達從被征稅向受保護轉折的意見。在隨后近兩個月的訪問期間，蔡昉與人合作了《中國農業的轉折點》一文。蔡昉不厭其煩地希望決策者能夠了解：對農業實施價格保護與對農業進行價格剪刀差式的征稅一樣，都是扭曲的政策。這種政策傾向是制約中國農業經濟改革最終成功的根本障礙。

　　最終，當事情的發展確實驗證了蔡昉的擔憂之后，農業經濟學家的共識才逐步達成。

　　(聲明：刊用中新社中國經濟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