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獎：暮氣太重官氣太重且學術落伍

    中西方經濟學獎的差距

　　作者：萬潤龍

　　首屆中國經濟學獎評選3月24日揭曉，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4位知名經濟學家首捧“杰出貢獻獎”，每人獎金30萬元人民幣。

　　看到消息，第一感覺是這項獎的暮氣太重。四名獲獎者的年齡和超過了340歲，其中，薛暮橋101歲，馬洪85歲，劉國光82歲，吳敬璉75歲。

　　第二感覺是官氣太重，薛暮橋擔任過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計委顧問兼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等職；馬洪擔任過中國社科院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國光擔任過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等職；吳敬璉沒有做過政府高官，但其頭銜中也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這樣的半官半民的頭銜。

　　再看一看對這四位經濟學界泰斗的評語——

　　薛暮橋：他是堅定地倡導和積極推動市場取向改革、提倡和堅持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著名經濟學家,在擺脫“左”傾思想的束縛、關于市場取向的改革、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于勞動工資和收入分配制度、關于宏觀經濟管理、關于地區發展戰略等作出杰出貢獻。馬洪：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中,馬洪是為數不多的進行跨學科研究并取得全面成就的學者。他較早提出和支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點、主張穩健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在剖析中國經濟結構的弊端,建立合理經濟結構的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等。

　　劉國光：開創性貢獻主要集中于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宏觀經濟管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他對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深刻認識、“雙向協同,穩中求進”、從“兩重模式轉換”到“兩個根本性轉變”、論“軟著陸”和“治理通貨緊縮”等論述影響深遠。

　　吳敬璉：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規劃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等。

　　于是有了第三種感覺：獲獎者在學術上有些落伍，他們的理論框架沒有脫離“為政府代言”的痕跡，帶有詮釋性。而這類詮釋，無法用國際經濟學界通用的計量模型，既不用十分精確，也無須承擔因為論據不充分而致使論點錯誤的風險。由于是為政府代言，他們甚至很少會有論敵。這些獲獎經濟學家研究的課題只關注國內經濟，他們的研究成果無法在世界范圍推廣。

　　有一種說法讓筆者感到有些滑稽——中國的經濟學獎是中國的經濟諾貝爾獎。有媒體引用中國經濟學獎管理委員會秘書長王建的原話：“該獎的推薦與評選都是參照諾貝爾獎進行的。”甚至有媒體稱，中國已經向諾貝爾經濟學獎靠攏。

　　諾貝爾經濟學獎自誕生以來已經有36年歷史，期間，有55人獲此殊榮，卻沒有一位獲獎者是中國人。

　　為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被老外捧走？中國經濟學家是否正在向此桂冠靠近？我們只需看一看1999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成就，就可知曉兩者之間的距離。

　　199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籍教授芒德爾。他通過對“不同匯率體制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佳貨幣區域”進行分析，發展了開放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理論。

　　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赫克曼和麥克法登因。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赫克曼發展了對選擇性抽樣數據進行分析的理論和方法，麥克法登因發展了對自行選擇行為進行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2001年，美國經濟學家阿克爾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他們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貢獻突出。

　　2002年，美國經濟學家卡尼曼和史密斯。卡尼曼成功地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史密斯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2003年，美國經濟學家恩格爾和英國經濟學家格蘭杰。他們分別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2004年，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分別因為在“經濟政策一致性”和“商業周期驅動力”理論方面的貢獻，共同分享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們的研究范疇，有宏觀經濟，有中觀經濟，也有微觀經濟，但他們的研究之所以能夠摘取諾獎的桂冠，卻也有共同點：研究的課題富有個性而又與社會經濟密切相關，高屋建瓴卻又與經濟生活緊密相連，扣住時代的脈搏卻又走在時代的前列。他們研究的課題往往“全球通”，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經濟狀態，帶有廣泛的指導性。

　　他們還有一個共性，都遠離官場，“兩耳不聞政治事，一心只在做學問”。美國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對時任總統里根的經濟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思想上、學術上的影響，是長期的、間接的影響，而不是政治與經濟聯姻的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擔任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經濟顧問，但他并不像中國某些經濟學家那樣直接參與政府的經濟決策。

　　有媒體稱，能否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取決于經濟學家所在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世界經濟中心在哪里，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就集中地出現在那里。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沒有得到世界認同，因此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也沒有得到認同。但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卻說過這樣一句話：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的經濟學界很少有人耐得住寂寞，認認真真地研究中國當代的改革和發展，研究中國東西部的差距，研究中國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中國經濟學界充斥著太多的不正之風，許多“大家”式的人物主要的心思和精力不是在研究經濟，而是在揣摩領導的意圖，做迎合領導的文章，他們時常在各種體面的場合出頭露面，夸夸其談，講的多是套話、空話。很少有經濟學家像郎咸平那樣說自己想說的話，說一針見血的真話。

　　所以，有人說，中國很少有經濟學家，多的是偽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家雖然成就不大，卻十分有錢，他們在官場上是紅人，被企業界捧為圣人，甚至在多家企業兼職，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贊成評選中國經濟學獎，因為一個國家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學家。但這類評獎需要在體制上、機制上動大手術。在如何評獎上，筆者倒同意本次中國經濟學獎管理委員會秘書長王建的說法：“本獎的推薦與評選參照諾貝爾獎進行”。如果此話當真，那么，參加評獎的候選人至少應該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理論，有在國際經濟學界產生影響并受到廣泛好評的經濟學論著，而評獎的機構也應該以學者為主，不能有太多的官員，至少不能像本屆評獎，評委會成員居然可以成為獲獎者。東方網，未經授權禁止復制或建立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