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敬璉：經濟學家應堅守自己的良心

　　《東方早報》：首先恭喜您獲得這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您如何看待自己獲得的這個獎項？

　　吳敬璉：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需要很強的學科知識予以支撐。但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們國家還不成熟，其意義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我個人把這個獎項視為給全社會的一個信號，即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也有經濟學家的一份功勞。但對于我們經濟學 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鞭策，促使我們去完善這門學科，讓經濟學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東方早報》：您如何看待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家目前所受到的關注？

　　吳敬璉：有個我不太喜歡的說法就是經濟學是一門“顯學”，好像在中國這種背景之下經濟學也就成了一種官學，在各種學科之中地位很高。當然，這與經濟學與物質生產關系緊密相連有關。而發展時間長了后，經濟學就開始“侵犯”其他領域，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去研究其他學科的各種問題，好像也能得出一些規律和結論。因此有的人就認為經濟學高于其他學科，能夠解決其他學科的問題，這就有些過了。國際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經濟帝國主義”。在中國，很多事情都容易與社會政治地位聯系在一起。其實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還很幼稚，應該多向其他學科學習。

　　《東方早報》：您不管走到哪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但您好像不是特別贊同當前媒體對待經濟學家的態度。

　　吳敬璉：我曾經說過經濟學家不是歌星。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精巧復雜的儀器，所涉及到的問題往往都有許多深層次的原因。很多事情不是像歌星一樣可以隨意明快地回答。媒體經常要求我們能不能用一句話，或用幾百個字把一個觀點表達清楚。正是因為我理解經濟學家的社會角色，知道自己的言行會產生的社會影響，所以我才說經濟學問題不可能進行過于簡單地表述，要知道，濃縮成一句話的東西往往就會走樣。

　　《東方早報》：我們知道您的母親鄧季惺也是著名的報人，她籌辦了《新民晚報》和《北京日報》前身報紙《新民報》，因此您對媒體也似乎很有見地。吳敬璉：(笑)我母親曾經說過做媒體成功的經驗有三條：要表達老百姓的聲音、要使用喜聞樂見的形式、要懂得經營管理。其實，我母親是學法律出身的，在她媒體的從業經歷中也就總是帶有民主、法制、為老百姓鼓與呼的思想。應該來說，我父親早逝，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

　　《東方早報》：您曾經說過去年的中國經濟可以說是“有驚無險”，那么目前能否說是“軟著陸”了呢？

　　吳敬璉：目前還不能這么說。原因有兩個。從短期宏觀經濟的基礎面上看，目前的總供給還是過大，具體表現出來就是一個波浪式的降溫。去年第二季度降溫效果有所顯現，但第三季度又上升，第四季度有所下降后今年一二月份又有反彈。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我國現有的工業化道路上，增長方式還是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高投入高投資下的增長，因此速度一上來就會帶來資源、環境等各方面的問題。顯然，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亟需改變。

　　我注意到前蘇聯六十年代末期就開始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我國改革開放后兩次大的調整也是想實現這個目的。然而我們看到“九五”時，我國對此提的是“著重”，而“十一五”則改成了“一定要”。重視的程度提高了，但也可以看出這個問題我們一直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東方早報》：您如何看待目前央行的宏觀調控？您覺得可能加息的時機？

　　吳敬璉：物價上漲當然會損害工薪階層的利益，因為當他拿到現金去買東西的這個過程當中，手中的貨幣就已經貶值了。市場經濟是靠價格來配置資源的，價格的扭曲當然也會影響到資源的配置。要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就是要保證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平衡，因此央行的主要責任就在于保證貨幣的供應與社會需求相適應，從而使得物價水平不會大起大落。而在央行可以采取的各項措施中，利率始終是第一位的手段。

　　從今年一二月份的各項指標來看，我國消費物價指數有所下降，但并不穩定。而生產者價格指數卻很高，如果這個價格傳到消費者，居民會有意見，但如果不傳導到消費者，廠家又會受不了。至于具體什么時候調息，還是取決于我們的央行。只不過，我認為調息不完全是一個科學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門藝術，有一個時機的把握。

　　《東方早報》：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不確定因素？

　　吳敬璉：我一直認為近期內保持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問題不大，我比較關心的是中長期的問題。因為在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下，各個商業銀行很快就會積累起大量潛在的不良資產。而這個問題在兩個情況下就顯得更加緊迫。一個就是2006年我國對外開放銀行業，另一個就是年齡結構的問題。10年后我們國家進入老齡社會，取錢的人會比存錢的多，這對我們銀行業來說也是一個考驗。

　　《東方早報》：您一直被稱作經濟學家的良心，您怎么看？

　　吳敬璉：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這樣的提法。經濟學家的一言一行都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堅守自己的良心和操守是應該的。

　　吳敬璉

　　人物簡介 生于1930年1月。195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84年以來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獲獎理由在理論經濟學、決策咨詢、經濟學和管理學教育等多個領域中長期辛苦耕耘，成果豐碩。他與經濟學界幾位學者一起，創建了我國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運用這一學科的研究成果，他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