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不應反感網上輿論 多研究窮人經濟學

　　溫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我想起了諾貝爾獎獲得者--一位叫舒爾茨的經濟學家的一句話，他說世界大多數是貧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么你就會懂得經濟學當中許多重要的原理。”總理心憂黎民、情系百姓的情懷，令人動容。他還在記者會開場白中說，“其實關心兩會的是全中國人民。昨天我瀏覽了一下新華網，他們知道我今天開記者招待會，竟然給我提出了幾百個問題。我覺得他們對國事的關心，深深感動了我。他們許多建議和意見是值得我和我們政府認真考慮的”。

　　而此前，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在人代會中接受記者采訪時，號召經濟學家要有勇氣頂住“互聯網的壓力”。我們就有些納悶了，厲到底為什么對互聯網如此不滿、如此反感呢？　更多言論特刊

　　正派經濟學家何必懼怕互聯網壓力？

　　互聯網只是一個平臺和載體，本身并不具備壓力，有的只是通過互聯網所反映出來的民意。所以，厲以寧教授的這番講話，充分說明互聯網上民意聲音的強烈，以及容不得任何人忽視。

　　其實，基于網絡的特點，互聯網所反映的民意較一般調查更為真實，就拿經濟學家來說，在互聯網上聽到的聲音是你們在調查中、在座談會中、在這樣那樣的研討會上聽不到的聲音�；ヂ摼W上的聲音就是民眾最為真實的聲音，是民眾真情的流露，體現的是真正的民意。因此，頂住互聯網的壓力，難免有抵制民意之嫌吧。

　　作為經濟學家(以及一些官員或者這樣那樣的“腕們”)，必須做到服務于大多數，順應民意，并把互聯網上的聲音作為衡量自己的一些政策、理論和措施、行動、言談正確與否、是否體現民意、合乎國情的一個標尺，而不是懼怕互聯網上的民意，甚至懼怕互聯網上的聲音，如果對互聯網上的聲音求全責備，聽不進網民的真實意見，無異于把自己置于民意的對立面上。這樣的經濟學家或是官員，人民需要嗎？

　　總理的網聲和厲以寧“頂住”互聯網

　　既然“網聲”令總理感動，既然總理及其政府也會認真考慮“網聲”，那么，厲委員的“頂住”之說從何談起？

　　從過去的實踐看，網絡確實也給一些人帶來過壓力和痛苦，比如山東濟寧副市長李信，就是在潮水般的網絡聲音中“淪陷”的；還有淪為個別企業代言人的個別經濟學家，也經常遭受網民的質疑和聲討，等等。毋庸置疑，任何行得正、坐得端的官員、學者，不僅不懼怕“網聲”，還樂于看“網聲”，時常被“網聲”感動，善于從不同的“網聲”中吸納營養，根本談不上“頂住”之說。

　　當然，對于那些獨立思考并有真知灼見的經濟學家來說，他們的思想與觀點，不該為網民所左右。但不少經濟學家的觀點畢竟將會對國家政策產生一定影響，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他們也需要聽取民意，進行調查研究，而不是閉門造車。從這個意義上說，多看看網民對經濟生活方面的看法，有利于經濟學家在廣泛了解民情基礎上獨立思考，何須“頂住”？

　　厲以寧頂住“互聯網壓力”，啥意思

　　互聯網上的壓力也是有的。人們記憶憂新，每遇特大礦難發生，每遇一些危害社會、危及老百姓的典型曝光，每遇典型貪官污吏的出現，總見互聯網有聲音。有的聲音非但尖銳得很，而且分析博古引今頭頭是道。許多時候，對某些社會熱點問題互聯網常是網評如潮，大有“打破沙鍋問到底”，“敢把貪官拉下馬”之勢。難能可貴的是，很多“網評如潮”之后，時見地方政府有反應動作，比如，近年湖南邵東官員在廣西野蠻沖卡；內地貧困縣搞豪華演出；湖南嘉禾縣野蠻拆遷等典型事件迅速處理，無不打上互聯網的印記。

　　被曝光的當事人及其頂頭上司，內心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與許多事情一樣，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假若沒有包括互聯網在內的輿論監督態勢，一些事情的處理恐怕沒有那么迅速，也沒有那么大膽。從這個角度而言，互聯網有時候形成的壓力并非壞事。正因為互聯網的獨特作用，近年來，許多官員都注重利用互聯網宣傳政策，解釋法律，公布信息，引導群眾，分流群眾情緒。更加重要的是許多官員注重從互聯網中了解民意，發現問題，迅速調查及時調整思路。

　　誠然，互聯網也是“雙刃劍”。網上的言論并不一定都反映實情，也不一定正確。即使是合理的聲音，其遣詞造句也不一定準確。有時候甚至出現泄氣憤圖攻擊之言。假若這些也列入“壓力”的話，那倒不用怕，因為真理是在與謬誤比較中發展，謬誤終究會被主流網意淘汰。一個堅信自己觀點是正確的人們，面對方方面面的網評，還可以通過網評比較補充自己完善自己。怕的則是面對事實，卻不肯正視；怕的是面對講事實、充滿哲理的批評建議卻違疾忌醫。一句話，怕的是脫離群眾，與人民群眾意愿背道而馳。

　　多研究點“窮人的經濟學”

　　當今中國，經濟學是一門顯學。社會公眾對經濟學家寄予厚望，希望他們是客觀經濟規律的探索者，是社會正義和良心的守護者，是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理所當然地應該多研究點“窮人的經濟學”，多為窮人謀利益。但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各個利益主體都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這種利益博弈過程中，強勢群體特別是某些利益集團無疑處于支配的地位。他們可以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能量，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施加影響，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傾向施加影響。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實行經濟緊縮方針時，一些房地產商贊助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由經濟學家出面呼吁政府實行寬松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可以看作是一個開端。而在2004年有關國有資產流失討論中，利益取向明顯的學者與資本的聯盟關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可見在當今的利益格局中，我們的經濟學家一不留神，就會有意無意地充當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從而失去超越于利益集團狹隘私利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而把“窮人的經濟學”丟到了腦后。即使像厲先生這樣有名望的經濟學家也在所難免。去年底，在北京大學第七屆“光華新年論壇”上，厲先生談到如下觀點：中產者隊伍的壯大，主要應該依靠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們的收入，而不是靠實行高稅收，把富人降為中產者。他強調指出：殺富濟不了貧，也無助于窮人的脫貧。這就奇了！通過稅收這個國家強制性杠桿，對富人多征稅，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縮小收入差別，達到共同富裕，構建和諧社會，既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也有利于保障富人的長遠利益。為什么這個連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經濟學大腕厲先生卻不甚了了呢？人們有理由懷疑，厲先生是在為某些先富起來的利益集團講話，搞的是“富人的經濟學”。

　　由此看來，經濟學家必須頂住某些利益集團的壓力，還有誘惑，方能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窮人，更多地研究“窮人的經濟學”。如是，則百姓幸甚，學界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