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張維迎的物歸原主論

　　網友：邵道生

　　金之周先生寫了一篇題為《側面看張維迎所鼓吹和推行的“產權改革”的真實本質》文章，其中披露了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關于國企私有化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最新觀點。張維迎說：“MBO就是這樣的事，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現在市場化了，通過程序退回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么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

　　如果說，張維迎在公開場合講關于國企私有化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時，總還要罩上幾塊“遮羞布”，以掩蓋其真實想法的話，那么，他在這次給北大研究生講課時就用不著那么羞羞答答的了，很是坦率。

　　什么叫“物歸原主”？張維迎講得非常明白，國有企業本是資本家的，以前是你(共產黨)將它搶了過來，變成了國有，現在市場化了，是到了應該將“搶”了資本家的東西“還給”資本家的時候了，所以，國企私有化不僅是應該的、必須的，而且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它根本不能叫國有資產流失……

　　這，就是一個在牛津拿了個“博士帽”的張維迎所拋出的“物歸原主論”！

　　張維迎的“物歸原主論”實在是“高”啊，以至于“高”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程度。

　　那么，若是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能成立的話，究竟意味著什么？

　　若是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能成立的話，那么，讓我們嗅到了略帶一點現代文明的“還鄉團”的味道，是對上個世紀50年代共產黨的經濟政策的一個“反攻倒算”。當然，時代不同了，“還鄉團”的表現特點是不太一樣的，過去“還鄉團”的基本特點是暴力性“反攻倒算”，而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的“反攻倒算”，完全不是暴力性質，它是“通過程序退回給人家，人家買回去”，卻是很“文明”，很“現代”，你又能說什么呢？！

　　若是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能成立的話，那么，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發展歷史就必須重新審視、重新修改了，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張維迎教授用了“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這15個字，而且還用了一個“搶”字，它明顯帶有非法性、暴力性，至少是一個貶義詞，其“政治分量”之重，實非一般可比，張維迎的“膽識”的確已經“高”到了無人能比的程度了。

　　若是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能成立的話，那么，國有資產流失中的腐敗現象是不會存在的，所以，這個張維迎非常理直氣壯地反問道：“(這)怎么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所以，按照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進行“合理推論”(當然也是張維迎的潛臺詞)：我們黨和政府在國有資產流失方面做的反腐敗工作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廣大人民對國企改制中腐敗的強烈吶喊是多此一舉，因為“MBO就是這樣的事”。

　　所以，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的含義是非常“深刻”的，它不僅僅針對的是“現實”，以國企改革之名先將社會主義的基礎國有企業“掏空”；而且還是針對著“歷史”，將上世紀共產黨執政后的國有化的經濟政策進行“曲線否定”。

　　所以，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的最后的結論，當然是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是不怎么太行的經濟政策，一切的一切還是私有制的好，一切的一切還是資本家的行。

　　于是，我終于明白了張維迎為什么那么聲嘶力竭地要兜賣他的國企私有化理論，一切的一切這是出自他的這個充滿了邏輯荒唐、怪誕、謬誤百出的“物歸原主論”。

　　我們的公有制是不是糟到了非得要私有制代替的程度了呢？

　　請看一看外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中，對毛澤東當政時期經濟政策的評價吧！

　　他說：“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

　　他說：“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他說：“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莫里斯.邁斯納先生的話至少告訴我們：在毛澤東領導時期有一大堆值得我們自豪的東西，有一大堆值得我們總結的東西……

　　我決不是說，過去的公有制本身沒有缺陷，不需要進行改革，相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由于制度弊端的累積效應，由于改革開放后對國有企業改革方法、路途不得法，因而使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有企業到了不得不進一步改革的程度。但是，這種改革，決不是像張維迎所說的那樣，是將“搶”了資本家的東西還給資本家；決不是以全盤否定公有制，來一個全盤私有化；決不是要徹底否定當今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嚴重的腐敗行為。

　　其實，在張維迎的這個“物歸原主論”中有兩個“常識性錯誤”：第一個“常識性錯誤”是現在改制產生的“資本家”中有多少是過去的資本家啊！我想，很可能是一個都找不出來，為什么？因為在當今的“MBO”中絕大部分都是“紅色資本家”啊！第二個“常識性錯誤”是，在現有國有企業中的財富是廣大職工幾十年心血汗水的凝聚和累積，財富是廣大職工共同創造的，怎么能一下子都給了那些“紅色資本家”呢？

　　遺憾的是，有這般見識與高論的張維迎先生卻享有“主流經濟學家”的話語霸權的“政治待遇”，而且在堂堂的北京大學擔任著校長助理和光華經濟學院的副院長。這難道不是對現實的一個極大的諷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