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及其新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

　　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術貢獻評介之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及其新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

　　胡 懷 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3)是當代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對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風險、公司財務結構、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委托-代理、激勵結構、信息甄別、市場效率、效率工資、信貸配合、組織結構、新古典增長和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等諸多領域。為了分析的簡潔和清晰，本文擬將斯蒂格利茨對上述諸多領域的學術貢獻，歸結為分析工具(論風險)、理論應用(論委托代理、道德風險、信息甄別和不完全市場)、特定市場(保險、金融和勞動力市場)和宏觀經濟理論(微觀基礎與基本特征)四個層次，分別予以簡要的評述。

　　一、 論風險問題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與羅斯柴爾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論文《遞增風險：定義》(1970)中，首先對風險的傳統定義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新的定義方法。他們認為，人們通常用四種定義來說明一個隨機變量(Y)較另一個隨機變量(X)具有更大的風險(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隨機變量Y等于隨機變量X加干擾項Z(均值為零的噪音)；(2)每一個風險規避者更偏好X，即對一個凹效用函數而言，EU(X)≥EU(Y)；(3)與隨機變量X相比，隨機變量Y的概率密度函數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權數；(4)隨機變量Y的方差大于X。通過對隨機變量的偏序進行檢驗，他們指出前三種定義是等價的，而第四種定義則與之不同。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風險的含義，他們還對“更高的風險”給出了一個正規的定義，即如果一個隨機變量的密度函數是另一個隨機變量的密度函數加上一個“保持均值不變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則該隨機變量具有更高的風險。其中，“保持均值不變的差”是一個均值為零的分段函數。斯蒂格利茨與羅斯柴爾德的這一定義，成為大多數論述風險問題文獻的分析基礎。

　　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遞增風險：經濟影響》(1971)論文中，進一步對遞增風險的經濟影響及其具體應用進行了論述，分別就不確定性對儲蓄收益率的影響、資產組合選擇問題、廠商的生產問題和廠商多期計劃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結論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會導致錯誤的結論、相關函數的凹行或凸性條件可以用阿羅-普拉特的相對和絕對風險規避概念進行表述；(2)廠商在不確定條件下的產出總是低于確定性條件下的產出，廠商對遞增風險的最優反應是削減產量而非價格(這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基石之一)。

　　這些發表于70年代早期的論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學術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風格。有人曾經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學術生涯，就是他關于風險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個經濟學領域不斷傳播的過程。

　　二、委托-代理和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理論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研究，直接導致了他對委托-代理及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既是它對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論應用，又構成了他對各種具體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立足點。

　　1.委托-代理和道德風險。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對委托-代理及道德風險問題進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與阿諾特合著的《對道德風險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風險與非市場制度》(1991)等論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認為，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的存在會引起委托-代理和道德風險問題。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為動機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對稱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們指出，即使發生這種情況(對委托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動并非最優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參與其中的結果、而非沒代理人參與時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審訊中，殺人嫌疑犯可能更偏愛雇用一個代理人(律師)所產生的結果(定罪為過失殺人)、而不是沒有代理人時的結果(判處死刑)。當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結果(無罪釋放)可能通過代理人的其它行動(例如向法官行賄、做偽證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完全推斷代理人的真實行為，因而他對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據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動的程度等無法獲得準確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將委托-代理關系的特征描述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對稱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風險的情形。

　　將努力函數引入分析模型，使得雙方簽訂的合約對雙方的偏好集和機會集產生了間接的影響、并使得市場活動更趨復雜。據此，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針對意外保險指出：“即使預期效用函數、努力程度與發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關系等基本函數是相當良好的，無差異曲線和可行集卻也未必：無差異曲線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價格-消費線和收入-消費線可能是不連續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險政策或商品價格等參數的單調函數或連續函數”。顯然，不連續性將削弱人們對市場機制的自信。此外，他們認為非市場因素會使得道德風險問題進一步加劇。為此，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結論是：“當發生明顯的市場失靈時，非市場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場缺陷的強烈動機”。

　　2.信息甄別模型。阿克洛夫的“舊車市場模型”和斯彭斯-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分別對逆向選擇的機理和信號傳遞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則提出了信息甄別模型和保險市場模型，大大拓展了經濟學界對逆向選擇和信號理論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發表的《“信息甄別”理論、教育與收入分配》(1975)論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為市場信號，對信息甄別的內在機制進行了研究。而在《質量依賴于價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論文中，則考察了價格水平充當市場信號、并具有信息甄別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對信息甄別問題給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認為，價格水平除了傳統經濟理論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還具有充當市場信號的功能-它傳遞信息并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在存在非對稱信息的情況下，價格的變化具有兩方面的效應：在信息不變的條件下沿著需求曲線的移動以及信息的變化引起的需求曲線本身的移動。例如，在保險市場上，愿意支付較高價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發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險公司可根據他們愿意支付的價格，將投保人甄別開來、并使不同類型的投保人選擇不同的保險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這類模型，具有四個突出的特點：(1)許多結論依賴于規模收益遞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種信息不對稱；(3)當存在信息甄別時，某一市場價格上的供給和需求可能不會相等；(4)即使對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會出現多種市場價格，即市場價格是一個分布、而非單一值。在信息甄別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可能使得市場失靈，使得市場均衡偏離最優水平。它們在勞動市場、信貸市場和保險市場上的應用，則為新凱恩斯主義對自由放任的質疑態度提供了微觀基礎。

　　3.不完全競爭。對不完全競爭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項重要學術貢獻。他在一系列相關論文中均將廠商模型化為面對風險(產出依賴于隨機變量)、市場結構(行業中的廠商數量)內生地決定及采用博弈論思想(進入戰略和退出戰略等)的生產單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與迪克西特合著的《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1977)論文中指出，外部效應、規模經濟和分配公正，是導致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的主要原因。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針對規模經濟的壟斷競爭模型，對不同假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與社會最優的關系進行了對比。他們首先將規模經濟問題巧妙地轉換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的關系問題。他們認為，在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通過減少產品種類、增加每種產品的產出數量，能夠降低企業成本、節省社會經濟資源；與此同時，產品種類的減少將使得消費者產品消費種類的減少，從而引起社會福利損失(消費者更偏愛消費的多樣性)。由此，他們將規模經濟問題變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問題，且其社會福利性質依賴于消費者效用函數的形式(因為效用函數反映了消費者對產品種類多樣化的偏好狀況)。

　　為了反映產品種類的多樣化在消費者效用函數中的作用，并體現產品替代對消費者效用、從而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構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數”(后被人們引申為D-S生產函數，在現代內生增長理論、尤其是品種增加型或質量改進型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分別對固定替代彈性、可變替代彈性和非對稱情形下的效用函數及其市場均衡同社會最優的對比進行了討論。他們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彈性的情形下，壟斷競爭市場的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業數目、同樣多的產品種類和產量；無約束最優擁有比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更多的企業和更多的產品種類，但仍沒有企業達到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因此，社會最優并不是將產出擴大到窮盡全部規模經濟的情形。此外，他們還在固定替代彈性情形下，第一次嚴密地推導出了人們熟悉的張伯倫dd曲線和DD曲線。

　　三、保險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

　　將上述研究成果運用于保險、金融和勞動力等特定市場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對經濟理論的另一項重要貢獻。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這些市場均具有下述顯著的特點：(1)每種市場的產出均具有一定的隨機性，至少一方的市場交易者面臨風險問題；(2)市場面臨非對稱信息；(3)每種市場均充滿了委托-代理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因此這些市場一般不會出清，其產出往往偏離最優水平。

　　1.保險市場。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競爭性保險市場的均衡》(1976)等論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對非對稱信息和不完全競爭下的保險市場進行了研究。在這類保險模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和非對稱信息。保險合同是在非對稱信息下簽訂的，如果雙方都知道合同后果，那么至少有一方將拒絕該合同。斯蒂格利茨將意外保險的消費者分為兩類：高風險的消費者和低風險的消費者。市場雙方對消費者的類型存在非對稱信息：消費者了解自己的類型、保險公司則不知道消費者屬于哪一類。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不僅要進行價格和數量決策，而且還必須就它提供的保險合同進行決策。

　　斯蒂格利茨和羅斯柴爾德(1976)指出，在競爭性的保險市場上，市場均衡是這樣一組保險合同：“當消費者為最大化其預期效用而選擇合同時：(1)在均衡集合中，不存在獲得負預期利潤的合同；(2)在均衡集合之外，不存在如果提供將獲得負利潤的合同。”由于高風險和低風險的消費者不會購買同樣的保險合同，因此，不論市場是否是完全競爭的兩類消費者不會聯合起來。不過在不完全競爭的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能夠通過消費者的需求數量對消費者進行甄別。此外，由于消費者能夠通過一定的措施、控制其發生意外的可能，因而保險市場上充滿了道德風險。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在《道德風險的基本分析》(1988)論文中表明，保險市場中的非市場因素(例如家庭或社會對事故受害人的援助或捐助)能夠抑制消費者對避免意外的措施的采取，從而導致一個更差的結果。

　　2.金融市場。斯蒂格利茨沿兩種思路對金融市場進行了研究：一是對企業財務結構的論述，一是信貸配給模型。其中，第一種思路直接與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相聯系，第二種思路則突出了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特色---對非對稱信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的強調。斯蒂格利茨在《對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的重新考察》(1969)一文中，對一般均衡情形下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的條件進行了概括，并在不使用風險等級概念的情況下，揭示了企業財務結構與企業價值的無關性。

　　在與韋斯合作的《不完全信息市場中的信貸配給》(1981)等論文中，斯蒂格利茨沿著與MM定理不同的新思路，對金融市場進行了分析。在這里，企業的財務政策受到銀行信貸配給的約束。他們提出了一個存在非對稱信息和逆向選擇問題的信貸模型：企業知道其投資行為所蘊含的風險，銀行則不了解借款企業的風險狀況。風險較大的企業愿意以更高了利率借款，而利率的提高將使得低風險的企業退出該市場(產生逆向選擇)，從而使得銀行放款的平均風險上升，并減少銀行的預期利潤；與此同時，利率和合同條款的變化，可能誘使高風險的企業從事風險更大的投資項目(成功的可能很小，但一旦成功則獲得高額的回報)、進一步降低銀行的預期利潤(道德風險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將寧愿選擇在較低利率水平上滿足所有企業的借款申請。于是，就產生了信貸配給現象，它是市場信息甄別、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相結合的必然結果。金融市場上的信貸配給現象，說明了價格(即利率)調整的不充分和資源配置中數量約束(即信貸配給)的必要性。這一市場特征構成了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貨幣理論的微觀基礎。

　　3.勞動力市場。在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中，斯蒂格利茨突出了非對稱信息(雇主對雇員生產率水平的不完全信息)在市場信息甄別、隱性工資合同和效率工資中的關鍵地位。斯蒂格利茨《欠發達國家的效率工資假說、勞動力剩余和收入分配》(1976)及其與夏皮羅合作的《作為工人紀律手段的均衡失業》(1984)等論文，是斯蒂格利茨研究勞動力市場的信息甄別和效率工資問題的重要論文。其中，夏皮羅和斯蒂格利茨(1984)從非對稱信息的角度、對勞動力市場上效率工資的分析，以“夏皮羅-斯蒂格利茨模型”而具有相當的影響。其基本含義是：由于在雇員是否偷懶問題上，雇主和雇員之間存在非對稱信息，因此，為誘使雇員不偷懶，雇主傾向于提供一個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工資(從而使得勞動力市場偏離瓦爾拉均衡)。

　　在斯蒂格利茨對勞動力市場的各類研究中，呈現出下述共同特征：(1)工資水平高于“工資等于勞動邊際產品價值的假設”，從而存在失業現象；(2)由于雇主-雇員關系涉及非對稱信息和委托代理問題，工資缺乏靈活性；(3)市場上會出現多重工資；(4)勞動力市場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些特征構成了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它為政府對市場的適度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

　　四、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市場效率與微觀基礎

　　作為新凱恩斯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具體而言，斯蒂格利茨對風險、非對稱信息(委托代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和不完全競爭等市場特征的研究，揭示了市場本身缺乏效率的可能；他對保險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特定市場的分析，則直接構成其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

　　1.市場效率與政府作用。在與格羅斯曼、紐伯里、格林沃爾德等人合作的一系列論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對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場的經濟后果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80年代發表的論文)，揭示了非對稱信息和信息成本等的存在如何導致了帕累托效率的缺乏。例如，斯蒂格利茨在與紐伯里合作的《理性預期下的技術選擇和市場均衡最優性》(1982)一文中指出，“在一個存在競爭市場的世界中，保險市場分配分配風險、產品市場分配產品；但在缺乏保險市場的情況下，僅存的產品市場不得不承擔起這兩種功能。……重要的一點是，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況下，市場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義上，實現我們的有約束帕累托最優概念中所隱含的最優性”。

　　對市場的這種判斷，必然導致斯蒂格利茨對政府作用采取新凱恩斯主義的態度，強調適度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的經濟角色》(1986)一文中，對此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斯蒂格利茨認為，信息不完全問題既遍及私人部門又遍及公共部門，因此，我們在承認政府干預經濟、克服市場失靈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看到政府干預的不足之處和公共失靈現象。斯蒂格利茨將“公共失靈”歸結為五個方面：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場是市場失靈的一個來源，同樣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門；與政府強制力緊密相關所再分配，不僅會導致不公正。而且會產生尋租活動；當前政府帶給未來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費；公共部門中產權讓渡的其它缺陷，將限制有效的激勵結構的構建；公共部門缺乏競爭，會削弱人們的積極性。

　　2.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對于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格林沃爾德和斯蒂格利茨曾在《對可供替代的宏觀經濟理論的考察》(1988)一文中作出了扼要的總結：“新凱恩斯主義理論通過多種方式，修改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假設。不同的修改，可依據它們所關注的市場進行分類。對于勞動力市場，有三種理論方法，分別集中于隱性合同、搜尋和效率工資。其它方法集中于產品市場，試圖依據菜單(調整)成本或不完全競爭解釋價格剛性。還有一些理論針對資本市場，它們強調信貸配給和資本配給的作用。”

　　根據前文對不完全競爭的分析，當風險規避型廠商面臨市場沖擊時，通常會作出削減產量的決定；同時，勞動力市場上的隱性合同、效率工資和委托代理問題，會導致工資的剛性，從而降低廠商調整價格的能力。這樣，必然會導致經濟周期和失業現象。此外，斯蒂格利茨還在與格林沃爾德合作的一系列論文中，將前述信貸配給和資本配給等金融市場特征，轉化為宏觀經濟現象，分析了金融市場的這些特征對產出水平和經濟周期的影響。他們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場對產出水平的影響，不是通過凱恩斯主義的利率和資本的邊際效率、而是通過自有資本約束和資本配給來實現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的宏觀經濟學是具有高度的“微觀”特征的經濟學。他首先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場等市場特征來分析特定的微觀市場，然后根據這些微觀市場特征來解釋宏觀經濟現象。這種緊緊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宏觀經濟理論，同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及政策工具有很大的差別：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總收入、總消費等宏觀概念在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中完全沒有位置，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貨幣學派的貨幣總量和貨幣穩定性也是如此――這些宏觀變量(如總的金融狀況)僅僅在影響微觀廠商決策的意義上才發揮作用。因此，在新凱恩斯主義那里，宏觀經濟政策變成了微觀經濟管理政策，傳統的貨幣財政政策等總量調控轉變為對信貸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的特定市場的政策影響。

　　這種微觀的、個人主義的態度和研究方法，使得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更多地接近于薩繆爾森的美國傳統，而同凱恩斯的英國傳統具有根本的區別。盡管凱恩斯也用個體的動機來描述宏觀經濟行為，但各種宏觀變量是被表述為整體的總量(如總消費是總收入的函數)、而不是直接地從微觀模型中嚴密地推導出來。例如凱恩斯對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分析，并不需要明確的、關于工資剛性和信貸配給的微觀經濟學。但在斯蒂格利茨那里，任何宏觀經濟變量均直接源于微觀市場的行為，二者之間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此外，從研究方法來看，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明確而又正式的微觀基礎，使之與古典經濟學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盡管新凱恩斯主義關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場的假定、工資剛性和信貸配給等的非瓦爾拉特征以及政府干預主義的政策主張等，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但它采用的微觀方法和個人主義的態度，卻非常接近于新古典經濟學。(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