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吳敬璉教授

　　文/本刊記者 文 麗

　　編者按：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和長期積累的經濟矛盾。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我們要把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變為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契機。那么，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借此機遇順利轉型，更快克服金融危機的影響呢？這已經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和熱點。為此，本刊記者專程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

　　面對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吳敬璉教授從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機理、分析短期問題和分析長期問題的不同理論框架、增長模式轉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等幾個方面作了深入細致分析。

　　吳敬璉說，在順利度過2009年的難關之后，今年中國經濟的走勢如何，各方的意見見仁見智。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很大，其中最大的變數在于政策不同會導致結果的差異。吳敬璉指出，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難，在于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久已存在而未能得到解決的問題。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機理

　　在金融危機發生以后，在短期政策與長期目標之間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和沖突。對此，吳敬璉指出：“面對危機這種情況，適宜的做法，應是綜合運用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在經濟和市場面臨崩潰的情況下，用短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支撐市場，保證經濟不崩盤，是必要的。同時，必須對導致經濟出現危機的原因有清晰的認識，認真解決長期增長中存在的問題，而不能將救急的短期政策視為能夠治愈長期問題的靈丹妙藥�！�

　　吳老說，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資產泡沫的突然破滅和虛擬財富的蒸發導致一些重要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崩潰，引發了債務危機，于是大家都捂緊自己的錢袋，剎那間流動性極度短缺，市場需求嚴重不足，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政府采取了救市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用政府信用替補民間信用來維持市場的運轉。

　　然而，虛擬資產泡沫的破滅只是長期以來世界經濟結構失衡造成的巨量資產泡沫積累的必然結果。

　　這里所說的結構失衡有兩方面表現：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長期存在儲蓄率過低，依靠向全世界借債進口支撐高消費水平；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東亞國家又存在過高的儲蓄率和過低的消費率，依靠向美國凈出口支撐經濟增長。由此形成了與兩類經濟的“鏡像互補”關系，其結果就是世界主要貨幣(首先是美元)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負債表的高杠桿化和資產泡沫在世界各國金融體系中大量積累。

　　中國自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以來，開始采用蘇聯的發展模式，即以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然而，這種粗放增長模式導致的必然結果是消費需求不足。改革開放后，中國學習并實施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導向政策，用一系列政策措施擴大出口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出口導向政策在還存在大量需要就業的勞動力且自然資源又還不太緊缺的條件下，是一個對發展中經濟快速崛起十分有利的政策選擇。但是，經過一二十年的發展，采用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無一例外地遇到了貨幣超發和資產泡沫膨脹的問題。這是因為，出口導向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保持本國貨幣匯率的低估。隨著出超規模的不斷擴大，西方國家貨幣超發就被輸入到國內，出現流動性泛濫。中國從21世紀初以來，央行通過發行貨幣收購美元——即“外匯占款”的規模亦愈來愈大；貨幣超發又導致證券和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于是，中國金融體系就面臨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金融體系同樣的問題，即存在大量的虛擬資產泡沫并使金融體系風險不斷積累。在日益融入世界經濟格局的背景下，一旦受到外部沖擊，長期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便會集中爆發。

　　危機的爆發，意味著泡沫破滅，虛擬資產“蒸發”，資產負債表危機顯現。在“現金為王”、人人都“捂緊錢袋子”的情況下，流動性過剩和信用膨脹在一轉眼間就轉變為流動性和信用的極度短缺。在危機發生以后，各國宏觀經濟當局通常都會通過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維持經濟的運轉和防止市場崩潰。

　　面對這種情況，適宜的做法，應是綜合運用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在經濟和市場面臨崩潰的情況下，用短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支撐市場，保證經濟不崩盤，是必要的。但是，與此同時，必須對導致經濟出現危機的原因有清晰的認識，認真解決長期增長中存在的問題，而不能將救急的短期政策視為能夠治愈長期問題的靈丹妙藥。

　　正因為存在短期對策與長期對策之間的矛盾，一些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當局在采取救市政策的同時，注意根據個案的不同情況，盡量實現“削減泡沫”和“去杠桿化”的區別對待；而在市場信心得到恢復的情況下，擇機從刺激經濟的政策退出。處理危機的過程，就是核銷虛擬財富、“去杠桿化”的過程。美國在危機爆發以后，通過膨脹及貨幣貶值等手段，將泡沫核銷了15%。

　　中國其實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從2009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政府采取果斷的措施，以超常規模向市場注入流動性。4萬億投資和近10萬億的銀行貸款形成的巨大需求，拉動了GDP增長率的迅速回升。但是，在GDP增長復蘇的同時，長期以來積累的諸多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于是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像去年那樣高力度的政府托市政策在今后幾年，是不是能夠持續？ 現在人們普遍承認，中國經濟在2009年實現了GDP增長的“V”形回升。現在的問題是：要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保證今后的經濟走勢不會出現人們所說“W”形走勢。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能否解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

　　分析短期問題和分析長期問題的不同理論框架

　　針對當前我國學界用消費、投資、出口(凈出口)“三駕馬車”的主流分析框架，吳敬璉指出：目前流行的用消費、投資、出口(凈出口)“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來分析包括短期和長期在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存在一定的問題。單純依靠短期政策應對危機，就會在宏觀當局面前出現兩難的困境，要走出這種兩難困境的唯一選擇，就是盡快把政策的重點轉到解決長期增長存在的問題方面去。

　　吳老說，從理論層面上說，2008年末以來我一直感到，目前流行的用消費、投資、出口(凈出口)“三駕馬車”的分析框架來分析包括短期和長期在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存在一定的問題。

　　所謂“三駕馬車”的分析，脫胎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分析模型，即：總供給＝總需求。

　　總需求＝消費+投資+出口+政府支出。凱恩斯主義正是運用這個理論框架從需求的角度來分析總量平衡條件的。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從來也不認為它可以用來做宏觀經濟的長期分析。長期分析還是應該從供給方面入手，就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進行分析。如果只重視短期分析，必然會導致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問題�，F在我國學界和政界“三駕馬車”的主流分析框架就是典型的短期分析框架，認為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三駕馬車”中的需求有所不足，于是政策的著力點就放在如何擴大需求方面。

　　從外因看，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是導致我國出口大幅下滑、需求不足進而導致經濟衰退的原因；但從內因上看，卻是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過度依賴投資和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拉動。當表象的短期問題和深層次的長期問題的表現形式相反時，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就需要標本兼治。

　　從2009年的實際情況看，在強有力的擴張政策的推動下，總需求有大幅度的提高，它支持了GDP增長率的迅速回升，年對年的增長率達到10%左右。

　　從2009年總需求的構成可以看到，凈出口所占比重是下降的，消費的比重沒有明顯的增加，相對量和絕對量的增加，主要來自投資增長。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已經指出，不斷提高的投資率(馬克思稱之為“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招致勞動者的貧困化和社會矛盾的尖銳化。20世紀50年代中期索洛對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提出的質疑說明很清楚，依靠投資拉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增長模式轉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吳敬璉強調指出，為了走出危機，中國必須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優化經濟結構，保證持續穩定的增長。目前，我們不僅要成功應對危機，使經濟回復增長，更要借助這次危機帶來的機遇，借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體制改革，加快產業升級。

　　吳老接著說即使我們從“三駕馬車”的分析出發，也可以看出不解決長期問題，短期經濟問題也不可能解決的道理。在2008年底、2009年初中國政府決定“擴需求”的重點是增加消費需求。執行一年下來的情況是：凈出口是降低的，消費需求增加甚微，比重還有所下降，當前旺盛的總需求是靠投資支撐起來的。這當然是一種不正常，也不可持續的狀況。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呢？目前，我國一般居民消費水平低，不是他們沒有消費的意愿，而是因為他們的收入不足�！稗r民工”的待遇不用說它，就是受過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本應屬于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們，從一些大城市對所謂“蟻族”聚居區的調查也可以看到，其中一部分人至今收入水平極低。在這樣的收入水平上，他們怎么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費水平呢？也許有人說，不妨運用政府發放消費券或者通過其他政府補貼。其實這種辦法也并不可行。因為政府自身并不創造財富，其所有支出都是從國民手里收來的。如果一味花錢，必然要加稅，結果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并不能增加國民的收入。要達到長期的增加居民消費的目的，就要增加居民收入。

　　那么出路何在呢？我看馬克思有一段話說得很正確：人們以什么方式加入生產，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現代經濟學也認為，居民的全部收入都可以分解為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根據R. 索洛改寫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參與生產的生產要素主要有四種，這就是：土地等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或稱知識和技能)。在傳統的粗放發展方式下，增長主要是靠自然資源(如土地)和資本的投入拉動。因此隨著生產的增長，增長得最快的是來自土地和資本的收入。而以上的兩種主體的消費傾向偏低，所以他們或它們的收入增加對消費比重提升并沒有多大助益。從這里可以得出結論：為了增加消費，根本之策在于使我們的增長從依靠資源投入轉到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換句話說，增加就業和增加生產中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和技能的含量)，使普通勞動者和專業人員(新中產階級)的收入增加。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比較優勢只在于擁有豐富、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因此中國只宜于發展低水平的加工制造業。這種看法可能不完全準確，事實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在創新領域的技術力量并不弱。從數量上看，我國受過大專教育的技術人員人數已躍居世界第一。不僅如此，我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也十分明顯。因此，完全有條件提高我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難點只在于如何使各種創新成果順利實現產業化。而且在當前的情況下，增加我國普通勞動者的就業是和提高我國產品的技術——附加價值含量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因為隨著我國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出口加工企業所擁有的低勞動成本優勢正在消減，不提高它們的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就難于和其他國家的產品競爭，甚至無法生存，就更無法保證為我國普通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了。

　　把以上所講的道理換成經濟增長模式或經濟發展方式的語言，我們就應當說，為了應對危機，中國必須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優化經濟結構，保證持續穩定的增長。

　　在這方面，我認為“十一五”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提出的主要途徑依然適用。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已經明確，宏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高我國產業的技術水平、經濟效率和附加價值的主要途徑包括：第一，加速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提高他們的文化技術水平，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化。其次，推動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向研發、設計、品牌營銷、供應鏈管理、售后服務等具有更多附加價值的環節延伸。第三，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服務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會效率；最后，用現代信息技術和裝備改造各行各業，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為了加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必須加緊努力。

　　目前，我們不僅要成功應對危機，使經濟回復增長，更要借助這次危機帶來的機遇，借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體制改革，加快產業升級。吳老接著強調說，未來我們要做好四方面的事情：

　　首先，保障和增加就業。目前特別是要認真對待和保障大量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做好返鄉農民工的務農與生活安排，同時要幫助他們尋找和開辟務工的新門路，幫助他們實現創業。

　　其次，發展先進制造業。所謂先進制造業，是指與服務業高度融合的制造業。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后，工業體系的分工深化所引發的中間服務需求開始增加，出現了服務業向其他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滲透、融合的現象。對于上海、深圳等制造業集中的城市，要實現制造業的“服務化”。當然，發展先進制造業并不是要求企業一步登天，而是在現有條件下盡量把產業鏈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品牌營銷、售后服務等服務環節延伸。

　　第三，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producer’s services)。服務業對于提高經濟整體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我國目前服務業特別是 “現代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必須要掃除服務業發展的思想障礙和制度障礙，推動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加快產業提升的進程。

　　第四，培育新興產業。在淘汰落后產業及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同時，要做好“加法”，努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著力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拳頭產業�，F代的新興產業包含許多服務性內容，特別是包含著新的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因素。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在技術力量的培育、設備的積累上，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在很多領域都有可能打造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產業，例如，信息通信技術(ICT)產業、新能源產業、汽車產業等；而且我國一些企業也很有希望參與高層次的國際競爭，如制定技術標準的競爭，目前的障礙在于體制的滯后，出路在于通過體制機制改革，營造有利于平等競爭和技術成果商業化的制度環境。

　　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在于推進改革

　　在“十二五”規劃即將制定和實施之際，中國再次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中心任務提出。吳敬璉分析指出，哪一個地區、哪一個行業、哪一個企業轉型升級做得好，它受到的沖擊就小，甚至逆市發展。所以我勸那些對轉型升級缺乏信心的朋友堅定對于這一方針的信心，因為既然一些地區做得到，全國也是做得到的。

　　對于消除粗放增長方式的弊端，中國政府從1996－2000年的“九五”計劃就明確地提出“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的要求；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后五年經濟工作的中心內容。在“十二五”規劃即將制定和實施之際，中國再次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中心任務提出。

　　那么，為什么任務已經明確，可是在貫徹執行上效果并不理想呢？吳老在此加重了語氣說，我們只要分析一下實際情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因并不是因為大家不努力，主要困難在于實現這種轉變存在著若干重大的體制性問題。當前的體制有兩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存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體制性障礙。所謂體制性障礙就是過去計劃經濟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沒有消除，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依然保持著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2)把GDP的增長速度作為衡量各級政府官員政績優劣的主要標準；(3)現行財政體制把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地聯系起來；(4)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行政定價通常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而價格扭曲又使市場力量在優化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壓制，同時造成稀缺資源的大量浪費。

　　另一方面，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包括經濟環境、法治環境、文化環境、社會輿論環境等有待建立。

　　我國的產業發展歷來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新技術發明的產業化和商業化困難重重。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技術開發力量大大增強，新的技術發明層出不窮，有一部分甚至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產業化舉步維艱的情況并沒有明顯的改善。以電動汽車的發展為例，在兩年前，國內一些廠商在動力電池等主要部件上的技術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不相上下。然而，發達國家本來市場組織就比我們好，加上政府支持方法得當，近一年來發展速度比我們快得多。中國汽車產業能不能抓住這次機遇便很難說了。而這種情況并不是第一次發生。例如在3G無線通信、數字電視、核電等領域就一再發生這種情況。中國產業發展為什么往往是“起個大早，趕個晚集”，這種教訓值得好好總結。

　　對此，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

　　值得關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發揮小企業在創新中的關鍵作用。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小企業是主體中的主體。從世界技術發展歷史看，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新技術革命發生以后，由于規章制度束縛太多和發明者貢獻與得到的利益的疏離，原來作為技術創新主要力量的大企業優勢不在，西方國家的技術創新主要是來自小企業。大企業主要借助對小企業投資、收購小企業等方式保持自己在技術上的先進性。在中國，據國家統計局和全國工商聯的調查，70%以上的技術創新也是來自中小企業。

　　目前，我國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傾向，加上銀行信貸向國有大企業的傾斜，小企業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小企業的日子似乎變得更不好過了。除了“左”的意識形態問題，一系列保增長、調結構的舉措、政策對小企業的扶助作用十分有限；相反，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和10億元新增貸款主要流向了國有大企業和各級政府項目。在銀行風險控制意識提高的情況下，甚至出現對中小企業信貸的“擠出效應”。吳老最后強調，事實上，小企業起不來，就業問題解決不了，產業升級和增長模式轉型不可能實現，也不可能徹底克服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小企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這是值得擔憂的�；叵�1998年，中國正是在發行1000億國債投資的同時，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扶持小企業、積極擴張民間投資，才得以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如何在技術創新上正確地發揮作用。目前，在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中由政府主導分錢、分物、分人、分地的做法仍然存在。錢花得并不少，但是效果不大。在一些具體的產業規劃中，常�？梢娬�府對技術路線和產品路線的預先設定，這種做法風險很大。日本有關當局曾因誤判高清電視的技術路線，使日本在數字技術的發展中落后于美國一個時代。同樣，在一些新興產業示范項目中，由政府暗示甚至直接規定訂購或提供指定產品的做法，在各地也是屢見不鮮。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某些政府機構和地方政府在爭取到政府補貼項目之后，往往安排由自己所屬企業或本地企業生產；在財政補貼的運用上，也往往選擇補“供方”而反對補“需方”，也就是說，為了保護“自己的”企業而排斥市場的介入。利用行政權力抑制競爭和技術進步，使大把大把的政府投入打了水漂，甚至造成惡化創新創業環境的負效應。

　　近兩年的發展經驗也充分證明，這是我國走出危機陰影的必由之路。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政府官員對“十一五”的目標產生了動搖。但事實表明，哪一個地區、哪一個行業、哪一個企業轉型升級做得好，它受到的沖擊就小，甚至逆市發展。所以我勸那些對轉型升級缺乏信心的朋友堅定對于這一方針的信心，因為既然一些地區做得到，全國也是做得到的。

　　要順利實現這些任務，關鍵是能否消除體制性障礙，一方面消除轉型升級的體制性障礙；另一方面，建設有利于創新創業的制度環境。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政府職能的轉變，不但要“有所不為”，還要“有所為”，其中最重要的職責是通過改革，在建立公平、寬松、法治化的市場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建立共用技術平臺和公共服務平臺、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等方面負起責任來。在未來的改革過程中，政府之手應當避免“不該為的為了，該為的沒有為或沒有為好”。

　　兩小時彈指間就過去了，吳老擲地有聲的話語里充滿了一個老經濟學家對國家對民族的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對世事洞悉的睿智，直面問題的勇氣和氣魄，面對未來的信心與希望，一股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讓我們共同努力！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