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編者按：正在天津開會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8月29日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再次強調他一貫的改革主張。當日下午吳老回到北京寓所，并將參加8月30日召開的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會議。而在近日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他回顧了自己30年對市場經濟理論長期認識和學習的過程。

　　從“吳市場”到“吳法治”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經濟觀察報：你因為堅持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被稱為“吳市場”。你對于市場經濟的信念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建立起來的？

　　吳敬璉：我的認識有一個很長的演變過程。建國初期我在大學里學的是蘇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很長時間里深信蘇聯那一套。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躍進”運動以后，接受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發表的整套觀點，思想上變得比斯大林主義更“左”。只是“文革”中在河南信陽的“五七”干校親眼目睹極“左”路線造成的農村慘狀，特別是有幸和顧準深入交往，在他的影響下認真讀書和思考，我的思想才有了重大變化。

　　經濟觀察報：你曾經稱贊顧準是“我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第一人”。

　　吳敬璉：早在1956年顧準就提出了由自由浮動的市場價格調節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也沒有人能達到他的水平。顧準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給了我非常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導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我后來的理論觀點、治學態度以及處世哲學無不浸潤著他的教益。我們之間的討論，是從20世紀后半期的中國為什么會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荒唐事開始的。顧準認為，要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學習世界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宗教史，對整個人類歷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過頭來探究中國的問題和人類的未來，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們從希臘史開始歷史漫游。那時能夠找到的書籍資料比較少，但我們進行的“思想實驗”是很深入的。在探索民主制的源頭時，我提出了希臘城邦民主制度起源于小亞細亞殖民地的民間社會的假說。顧準也覺得這個假說頗具說明力。不過當時我還沒有想到，小亞細亞地區發達的市場交易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市場交易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產權保護。那時，人們正在討論日本的“神武景氣”，即在戰后民主改革基礎上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顧準在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癥以后同我長談，他說，中國的“神武景氣”終究是會到來的，但是什么時候到來不知道。為了鼓勵我有耐心深入研究問題，他送我四個字，叫做“待機守時”。

　　經濟觀察報：隨著“文革”的結束，“時機”終于來了。

　　吳敬璉：但是仍然有曲折。剛剛逮捕“四人幫”，最高領導人就提出“兩個凡是”的要求，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也就是說，要繼續執行極“左”的路線。我在“干校”討論和回北京后研究的基礎上，和我的老同學周叔蓮、汪海波合寫了許多文章，清理極“左”思潮，探索其社會根源，論述科學和技術的作用、知識分子的地位、按勞分配政策的貫徹等問題，儼然成了經濟學界的“多產作家”。我還積極參加了1977-1978年間我的老師于光遠組織的四次“按勞分配討論會”，這些學術會議打破了長期以來萬馬齊喑的局面，經濟學界的氣氛開始活躍起來了。實事求是地說，那時經濟學家還沒有完全擺脫“左”的思想束縛，但是所表現出來的求知熱情和理論勇氣令人難以忘懷。中國經濟學家對許多問題的批判性思考，也正是從那時開始的。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解放思想”的大幕以后，我還參加了1979年春節前后由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

　　經濟觀察報：這次會議后來被稱為是全國理論界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盛會。

　　吳敬璉：的確是這樣。理論界的同仁對極“左”理論和路線進行的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進一步深化了我自己在“文革”后期的歷史反思。從那以后，我更多地參加了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的討論。當時我認為，由于中國現有生產力的多層次性，應當容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發展商品生產和擴大價值規律的作用。不過對于應當建立一種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我還沒有清晰的概念。形成自己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那是1980年代重新學習經濟學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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