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遲福林

　　“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是我國30年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基本背景。30年的改革開放，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從而，全面地、深刻地改變了我國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進程，由此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有賴于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改革和創新。

　　改革開放實現了我國由生存型社會步入發展型社會的歷史性轉變

　　我國既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一個經濟轉軌大國。在加快推進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同時，保持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改革、開放與發展，構成了30年來我國發展階段的基本脈絡。

　　我國開始步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

　　從發展階段看，一個國家或地區將經歷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這可以粗略地劃分為生存型社會和發展型社會。在生存型社會中，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社會，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發展。

　　經過近30年的改革，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到2006年，我國的GDP總量是1978年的57.5倍、進出口貿易總額是1978年的85.3倍、財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使我國目前處于新的發展階段，即由生存型社會開始進入發展型社會。

　　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五個方面的變化，可以作為判斷我國開始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參考性指標。按照這些參考性指標，我國在本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這個判斷，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

　　l.經濟發展水平。根據鄧小平的設想，我國要實現小康，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的國家水平，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000美元。這也是一個國家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起點。到2002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經達到1100美元；到200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了2010美元。

　　2.產業結構。用產業結構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階段時，通常把第一產業的產值不超過10%(亞洲國家不超過15%)、第三產業的產值超過40%作為一個參考指標。我國在2001年第一產業產值降到15%以下，第三產業產值首次超過40%。2006年，我國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已經下降到11.8%。

　　3.消費結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整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國城鎮恩格爾系數進一步降到35.8%，農村恩格爾系數則降到43%。

　　4.就業結構。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工業化初期結束的標志之一是農業勞動力比重不超過55%；工業化中期結束時農業勞動力比重低于30%。我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42.6%。

　　5.城鎮化進程。城鎮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世界銀行對全球133個國家的統計資料表明，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經濟步入中等發展中國家行列時，城鎮化進程加快，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40%～60%。2003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40%。到2006年，我國這一指標進一步提高到43.9%。

　　改革開放是推動我國進入發展型社會的主要動力

　　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與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同步。我國發展階段的提升，是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單一的公有制被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制的價格機制為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機制所取代；政府運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的格局為主要運用經濟手段的宏觀調控所取代。總的來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日益增強，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了條件。

　　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也是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發生的。我國正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由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這使得我國面臨空前的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革。在這個背景下，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相對簡單的社會結構逐步演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復雜的社會結構。

　　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貢獻突出。改革開放30年來，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經濟活力，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為我國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相關研究表明，從2000年～2005年我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增幅看，GDP指數增長的貢獻率相對較大，初步估算達到56%左右，超過了預期壽命指數與教育指數增長貢獻率的總和。這表明，近些年我國人類發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與思想解放程度高度相關。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思想不斷解放的歷史。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是30年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指導思想下，我們破除了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不兼容的教條，在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實踐探索。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變革，使億萬人民成為財富創造的主體，變“要我發展”到“我要發展”。市場化改革30年來，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極大地增強了經濟運行活力，促進了財富涌流。投資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宏觀調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長足進展，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與國際化進程相適應。我國通過對外開放，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來發展壯大自己。變封閉、半封閉的經濟體為全面開放的經濟體，既彌補了自身發展資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場緩解了就業的壓力，也有效地促進了國內改革的步伐。

　　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是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過渡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

　　新階段的挑戰

　　我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生存性”壓力明顯減弱，“發展性”壓力全面凸顯。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矛盾和問題，是改革發展階段性的客觀反映。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這種變革，對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的改革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趨勢。到2006年底，我國的GDP總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卻消耗了世界近25%的鋼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開始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資源環境壓力不僅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比如說，目前在我國，新增的群體性上訪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環境問題相聯系。

　　經濟快速增長的巨大潛力同經濟增長的體制機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未來的10～20年間，我國經濟繼續保持9%左右的年增長率是完全有可能的。問題在于，粗放型經濟增長的問題還比較突出。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體制機制還存在著某些嚴重的缺陷。例如：

　　商品市場的發育程度比較高，但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化及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環境成本形成機制嚴重滯后。

　　民營經濟發展很快，但國有壟斷行業改革滯后。

　　經濟增長方式仍然處于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之中，目前這個轉變尚未完成。

　　經濟總量、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與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

　　勞動報酬的增長水平明顯低于經濟的增長水平。比如說，1998年～2005年，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和國家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都在30%以上，但城市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年均增長只有9.9%。我國改革近30年，企業產值年均增長在10%左右，而勞動者薪酬年均增長僅為1%～3%。

　　貧富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如2001年～2005年，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長高達15%以上；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長僅為5.3%左右。

　　城鄉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1980年代中期，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1.86倍左右，2006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種福利因素計算在內，我國城鄉的實際收入差距大約在5～6倍。

　　全社會公共服務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

　　近些年來，全社會公共需求增長速度相當快。進入本世紀以來，個人用于公共產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廣大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不僅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還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

　　基本公共服務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凸顯。有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在導致貧富差距的影響因素中占有20%左右的比例。2006年，我去我國西部調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貧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基本公共服務在導致我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影響因素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滯后的矛盾

　　我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臨很多矛盾和問題。

　　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比較突出,行政成本增長過快。1978年～2004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已達19.38%。另外，體制性、機制性的腐敗問題比較突出。

　　上述這些矛盾問題，都具有改革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它是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積累的體制性矛盾問題。正如十七大報告指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減輕新階段的發展性壓力，需要進一步突破制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體制性障礙。為此，應當站在改革發展的歷史新起點，關注我國社會矛盾變化的周期性、階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