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翼 

　　人生的第六個本命年，成思危不再是民建中央主席。這是他淡出“政治”舞臺的關鍵信號。

　　3月3日下午5點，北京人民大會堂，如約相見、坦誠相向，73歲的成思危仰靠在沙發上，神情祥和、語調平緩：“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之后，我將不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了。我在全國人大工作了10年，無論從個人年齡還是任期看，都到了退休的時候。”

　　“你可以寫我，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客觀實際�！背伤嘉�對本報記者說。

　　抱負

　　一尊毛主席銅像安放在成思危辦公桌的醒目位置，鮮為人知，讀“毛選”是成思危的一大愛好�！拔易鹁疵�主席，追求真理，15歲時我在香港秘密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1951年16歲的我從香港跑到廣州，當時建國伊始，我是在二姐的影響下，經受著一種精神的感召，心中滿是美好憧憬與向往。”

　　當年的成思危，年少昂揚、青春蓬勃，1951年的離家出走，多少帶有與顯赫家庭慷慨訣別的叛逆意味，誰知造化弄人，這一別竟是30年。廣為傳誦的故事是，文革期間，成思危的妹妹從美國抵京，請周恩來總理協助尋找失散多年的成思危。直到1981年，成思危遠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MBA，他的父親著名報人成舍我，才在美國與他相見。

　　淺淺的一道海灣，卻是最深的鄉愁。1990年，在臺灣有關方面的特許下，成思危得以赴臺省親。時年，成舍我92歲，成思危55歲。成舍我育有5個孩子，成思危是唯一的男性。健在之時，成舍我無時無刻不盼望著成思危能去臺繼承家產，但他的心思始終在海峽的那一頭。經年離散，終難團聚，其情可感可嘆。

　　“毛選”影響了成思危一生。文革時期，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加之又有“海外關系”，成思危受到迫害，下放東北住牛棚、燒鍋爐。那個時候讀“毛選”成為唯一的選擇，成思危在鍋爐旁將“毛選”翻譯成英文，并以此種樂趣、志趣激勵自我。

　　“成思危心懷愛國之意，兼具報國之志，這絕非空泛的溢美之詞，只有回溯那個時代的故事片段，你才能真正理解和感知。”民建中央原副主席、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朱相遠與成思危共事10年、交情篤深。

　　成思危對自己的評價則是：“我畢生的抱負就是能為富國強民做點事。以前，這個想法幫我闖過了人生一道又一道關口，今后，這個志愿還將使我把余生過得更有意義�！�

　　“空降”

　　1994年，成思危是化工部副部長，無黨派人士，當時的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一直在尋找接班人，在統戰部門的居中安排下，孫起孟和成思危有了一次重要談話，誠邀成思危加入民建。力邀成思危，是統戰工作發展到一定火候的直接產物。就這樣，成思危以“空降”形式先出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后在1996年成為民建中央主席。因為是“空降”，民建內部個別“老人”對他頗有微詞，靠著實干與實力，一介書生扛大旗，成思危逐步樹立起了個人威信。在朱相遠看來，“與其說成思危是政治家，不如說他是學者、思想家�！薄啊�多研究、少開口；多學習、少應酬；多辦事、少出頭；多協商、少獨謀’是他自題的座右銘，很有自醒與警示意味�！�

　　“作為一位政治家，應當努力將學術研究的成果應用于全國人大立法及監督的實踐之中，促進國家的發展與穩定，維護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毋庸諱言，成思危有著“從政”的熱情與向往，身為民建中央主席，他每年都有多次機會參加中共中央總書記或國務院總理召開的座談會，協商國家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可以直接聆聽最高決策層的“思想原聲”，并可以直接向他們反映自己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意見和建議。

　　成思危其人，外表來看，謙和溫婉，原則問題從不讓步，少有妥協，做起事情來絕對是執著堅韌，追求完美、少留遺憾是他的信條。每一天，他的時間安排以分鐘計，可謂精細到了極致。成思危的夫人有時候給朱相遠打電話“求救”：“你幫我提醒提醒他，70多歲的人了，不那么玩命行不行？我和女兒一勸，他就嚷嚷，‘七十古來稀，拼命干十年’�！�

　　“不堪回首的文革，蹉跎了10年啊，我得拼命做事，把丟失的那10年彌補回來。”這是朱相遠聽成思危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勤奮學習自強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樂。”這是成思危自題的一幅自勉聯。成思危身邊的人都知道他給自己定下的三條規矩：每天堅持學習兩小時，每天堅持寫一頁讀書筆記，每月堅持寫一篇文章。

　　閑暇時，與成思危談天說地，朱相遠免不了還是要說，“文革期間我也被下放到農場勞動，我們這一代人，失去的已然太多太多，不可挽回，我們所能做的是把握當下，而不是透支未來。追求完美沒有完美，思想出于悠閑，狀態調適有助于更好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