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高尚全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黨的十七大高度評價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系統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對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具有重要意義。下面我就解放思想和體制創新問題談一些體會。

　　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法寶

　　中國改革前最突出的體制特征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位一體，高度集中。同時，在實際運行中，政治處于統攝地位，“政治掛帥”、“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并且“以階級斗爭為綱”。由于這種體制是按照特定的意識形態建立的，因而如果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任何改革都是難以設想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78年中國開啟了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核心，通過廣泛深入的討論，社會各界基本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識。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會議出現了多年不見的生動活潑局面，恢復黨內民主、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成為主流，就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了一個多月的熱烈討論，完成了為其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充分準備。 因此，有充分理由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取得了糾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一些重大錯誤，確立全黨工作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著重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等重大成果，這次思想解放運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會議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強調必須堅決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重申在思想政治生活中堅持“三不主義”原則，從而保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至于流于一般口號，而是真正成為黨的思想路線，也為沖破傳統意識形態束縛，探索改革理論和實踐提供了現實的可能空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的“閘門”，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來自于對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認識，改革走向何方、改革如何深化等問題應該說當時并不明確。這種不明確主要不是由于對我們今天所說的市場經濟理論不了解，而是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特別是把計劃經濟、單一公有制與社會主義直接劃等號的傳統理論影響，使得改革開放的具體進程不斷面臨 “姓資”、“姓社”之類的挑戰。因此，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前，我國雖然引入了商品經濟概念和市場機制，但在實際上并沒有放棄“計劃經濟為主”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必然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這次思想解放是以鄧小平1992年南方視察講話為標志展開的。 通過這次思想解放，評價改革開放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深入人心，“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的理念成為共識，為黨的十四大確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奠定了思想基礎。此后，大規模的改革開放突飛猛進，初步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改革開放30年思想解放與實踐的互動過程表明，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法寶。同時也表明，思想解放是一個伴隨實踐發展的動態過程，實踐總是不斷提出新的問題，要求人們不斷解放思想，進行新的探索。歷史已經證明，輕率地宣布某種判斷的“唯一”正確是危險的，無限豐富的實踐發展才是理論的最終裁判者。人類實踐過程是無止境的，思想解放也應該是無止境的。

　　解放思想是新時期體制創新的必然要求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之后，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迅速推進，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遷。當社會“沉浸”在市場經濟勝利的同時，社會利益的分化也在加快，價值觀念的沖突開始呈現出較為復雜的局面，改革理論實際上已經面臨著新的挑戰。經濟市場化過程中權力介入過于“深入”，導致了腐敗尋租；國有企業模擬私人企業經營和不規范改制，以及國內和國外私人資本的迅速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出現了過分占有勞動和損害職工基本權利等現象；行政性壟斷集團和國際資本集團與國內民營經濟的不平等競爭，制約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改革不僅面臨著在已經初步形成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繼續完善的艱巨任務，而且面臨著在經濟社會開放條件下如何應對新挑戰的問題。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市場的重要部分，經濟改革不再如以往封閉或半封閉狀態那樣主要涉及國內經濟關系的調整，國際因素的影響在日益增加。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境外(或國外)資本之間的關系處理，資本與勞動之間關系的平衡，乃至城鄉公民身份(權利)的平等等問題，都不得不考慮到全球市場化的背景。如果說前期市場化中權力介入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公已經引起了社會心理失衡，那么人們有理由擔心權力與境外(或國外)資本的“結合”，將進一步加劇這種失衡。從上個世紀80年代社會普遍“歡迎”對外開放，到90年代大規模對外開放后民族主義情緒的滋生發展，雖然不排除部分非理性和商業炒作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心理失衡。

　　如何看待現實中存在的這些問題與矛盾，需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我認為主要是由于改革與發展的不平衡產生的。首先，改革的不平衡使得一些傳統體制中深層次矛盾累積起來，逐步顯現，如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與制約、政府直接干預微觀領域過多、行政性壟斷等。其次，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中出現社會利益分化是必然現象，而通過體制創新形成完善的利益調節機制是滯后的。再者，政府職能轉變相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滯后的，制約了公共職能有效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不平衡，有些是社會發展與轉型的特殊階段的產物，如城鄉二元結構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變遷，有些是經濟社會轉型中新舊體制摩擦帶來的，有些則與思想不夠解放、不適應急劇變化的要求有關。我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新體制轉變是一個復雜的漸進過程，更是一個沒有成功先例的可資借鑒的艱難探索過程，是一個不斷進行體制創新、不斷解決問題的前進過程。不能因為現實中存在一些問題和矛盾就否定整個改革開放，甚至主張回到原先的老路上去。近年來互聯網上經常可以看到這類主張，這是開歷史倒車。這也說明，與舊體制相聯系的過時的傳統思想觀念依然有一定市場，這些思想觀念不僅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而且會對體制創新構成干擾。要繼續推進體制創新，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發展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藍圖。這是總結近30年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并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提出來的，體現了發展觀與改革觀的統一，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創新的精神。特別是黨的十七大提出了若干新的提法和理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指導意義，如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等等。要把這些理念貫徹到社會發展的實踐中，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開闊視野，站在新時期的歷史起點的高度上，深刻領會其豐富的理論內涵，并以此為體制創新的“靈魂”。尤其是堅持 “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實際上確立了發展與改革的最終歸宿和根本標志。人類社會的進步本質上是人的解放、自由和發展，發展不是單純的GDP增長，改革也不是為了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GDP增長雖然是發展不可或缺的物質前提，但只有在普遍促進人的發展情況下，才體現了發展的本質規定；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但市場經濟只有在促進平等競爭、擺脫資本和權力的壟斷“奴役”，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真正成為“人”的發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轉型是當前體制創新的關鍵

　　在新的發展階段，政府職能及其運行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決定性體制因素和關鍵。如果說前期以企業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體制條件，那么，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轉向政府體制。

　　對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而言，政府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問題是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與上個世紀80年代強調“完善”政府計劃經濟體制，發揮市場調節的“補充”作用不同，向市場經濟轉軌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調整必須轉向“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來補充”的思路。如果不確立這樣一個基本思路，政府的職能轉變就難以實現，并且制約各項改革的深入展開，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形成。經過30年來的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相互促進，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但經濟運行中政府主導的特征依然十分突出，由此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若干方面的不協調。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固然有傳統體制慣性和利益格局變動等因素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在思想理念方面。就當前的現實而言，可能有幾個基本理念需要繼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