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 余力　

　　●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制定發揮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

　　●對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適與否決定了這些國家發展績效的好壞。

　　●制度是內生的，不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絕對優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安排的有效性都是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才成立。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曾言，是否相信比較優勢理論，是衡量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的標準。以此衡量，林毅夫是100%的經濟學家——在中國，他被稱為“林比較”——從1988年的一頁提綱開始，20年來，他一直從比較優勢角度來分析發展和轉軌。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制定發揮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

　　一國如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夠按照其要素稟賦——也就是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富程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該經濟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會具有自生能力，經濟會有最大的競爭力，能夠創造最多的剩余，資本積累的速度會最快，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技術水平就能夠得到最快速的提升。

　　利用比較優勢，就會有后發優勢——由于存在技術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模仿或購買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避免為技術創新支付昂貴代價——技術變遷的速度就會比較快，實現追趕，從而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之所以持續30年高速增長，正是由于中國根據自身比較優勢，從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起步，在積累了資金、人力和資本后，再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同時以漸進的方式完善市場經濟體系，讓價格發揮作用，使中國企業可以在競爭中形成自生能力。

　　在其分析中，林毅夫認為對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適與否決定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發展績效的好壞。而在中國目前處于轉軌的階段，對市場、對產權制度的許多干預和扭曲是一種內生的經濟現象，在造成這種內生現象的外生原因未解決前，簡單的市場自由化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并未能解決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和相關的問題，而且，私有化以后政府給企業的保護和補貼可能還會增多。

　　讓他高興的是，十多年前他主張這一點看法時還只是理論的推論，2002年世界銀行出的一本關于蘇聯東歐轉軌10年經驗總結的報告中，有大量的經驗實證資料支持了他的看法，蘇東政府在推行休克療法以后，給這些私有化企業的保護補貼果然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是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