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江

　　數年前，有一個河南農村的年輕人，身無分文，身背一包行李，便登上火車，來到了北京。 在燈光燦爛的首都，自己到哪里去過夜呢？“只要讓我過夜, 給我飯吃的工作，我就干。” 按照這個原則，他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這份工作確實不理想，工資低，也沒有任何穩定性可言。

　　于是，年輕人開始尋找更好的工作。他的第二份工作比第一份工作的工資要高，因為在找第二份工作時，他具備了三個新的有利條件。首先，他有地方吃飯和過夜，不用那么著急，可以慢慢找。其次，他對北京的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和工資水平更加熟悉。第三，他已經有了工作經驗，這是很多雇主都喜歡的。

　　年輕人對第二份工作并不滿足，而是繼續尋找更好的工作。幾年下來，他換了幾次工作，收入越來越高，省吃儉用，還存了一些錢。現在，這個年輕人已經結婚生子，一家人住在北京，日子不算富裕，卻也安定。

　　試問，這個年輕人在干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受到不公正待遇了嗎？他吃虧了嗎？

　　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當年，第一個老板之所以愿意雇他，就是看中了他初來乍到，好欺負，可以把他的工資壓到最低，且不要給他任何就業保障。因此，可以認為，老板欺負和剝削了這個屬于“弱勢群體”的年輕人。

　　而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年輕人沒有吃虧。第一份工作雖不理想，卻對這個年輕人很有幫助。它幫助年輕人度過了初來北京最艱苦的日子，也為其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有了這開始不夠理想的第一步，才會有后面更加理想的第二步、第三步。特別是對于這些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來說，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沒有值得驕傲的就業歷史，除此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呢？

　　把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綜合在一起，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個，甚至第二個、第三個老板，他們在主觀上都是想充分剝削這個年輕人，也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利用了他的初來乍到，占了他的便宜。但是，在客觀上，每個老板都成為了這個年輕人發展的一個臺階，他們在利用這個年輕人的同時，又幫助了他。

　　現在設想，為了保護這個年輕人，在從事第一份、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時，不被雇主欺負，政府出臺一部法律，對企業雇用員工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對用工和解聘員工，實行多種限制。這個年輕人來到北京，他的狀況會更好嗎？

　　不一定。如果第一個老板是個守法的經營者，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資應該更高，勞動條件應該更好。但是，他很可能要流落北京街頭，度過更多的夜晚，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因為在勞動力成本增加、解雇員工更加困難的時候，雇主雇人的意愿會下降。有幾種人，雇主過去會雇，現在就不會雇了。

　　第一種是雇主感到沒有把握、感到猶豫的人。這類人，雇主原來很可能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雇進來，試用了3個月、半年、一年后，發現好就留用，發現不好就解雇。現在，雇主不能這么做了。

　　第二種是可以被機器替代的人。勞動力成本低，用工靈活，雇主就更傾向于用人代替機器。反之，雇主就會加快用機器代替人。法律促使勞動力成本上升，也就是在加快機器代替勞動的速度。

　　上面故事中提到的年輕人，和眾多與他類似的底層勞動者，很可能正是雇主改變用工態度后最可能的利益受損者。他既沒有受過多少正式教育，來北京前又沒有什么工作經驗，雇主對他的技能和潛力都沒有把握。同時，他所從事的是簡單勞動，是最容易被機器替代的勞動。

　　如果我們的勞動力市場上還有眾多這樣的勞動者，勞動立法應該注意，不要大幅增加勞動成本，不要限制雇主解雇員工的自由，從而剝奪底層勞動者被雇主“試一試”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