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應該問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相互可以學到什么，而不是誰將會超越誰”

　　1月13日至15日，印度總理辛格三天訪華，成為新一年外交一大盛事。由于這是印度政府首腦五年來首次訪華，輿論關注更偏重中印關系的變化和提升，但我們仍然認為，此次辛格中國之行，應當成為中國業界人士思考并學習印度經驗的契機。

　　需知，當前印度經濟的高速發展令人矚目。在過去五年，印度年均GDP增長達到了8.5%，不久將突破10%。中印兩國同為人口大國和新興轉軌經濟體，兩國改革初始狀態頗有相似之處。經多年改革，印度既取得了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改革難題。目前，每提及印度，國人心理上仍暗存優越感；雖也有少數識者大談中印比較，疾言印度優勢，卻很少引起廣泛、真切的共鳴。實事求是地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很深的遺憾。目前，國際上公認“龍象共舞”圖景即將成真，我們更感到這種遺憾格外深重。

　　近兩年來，筆者幾次在新德里和北京與印度高層經濟官員交流暢談，此次亦細讀了辛格訪華的翔實報道，深切感受到印度改革領導人對中國的學習愿望之強烈、認同贊賞之真誠。用一些中國觀察者的話說，印度的領導人“很虛心”。而這種態度，主要基于他們迫切的發展愿望和超常的學習精神與學習能力。應當看到，印度改革領袖們均受過良好教育，有豐富的國際閱歷，能說流利英文。他們之所以能夠心悅誠服地學習中國，貴在自知、自強和自信。鄰國之間，特別是相鄰的大國之間，察短易而取長難，印度領導人的學習態度，本身就值得中國人學習。

　　長期以來，印度人民以其政治民主制度自豪，樂于向外界展示其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自我定位。而中國有些論者認為，印度經濟發展整體水平與增長速度略弱于中國，國內社會階層之間、城鄉之間的差別遠較中國為甚，吏治腐敗也相當普遍，因此，民主制度對于經濟發展并無實質性推動作用，更不應將此制度視為彼之長項。其實，正是有賴于民主制度，印度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的復雜國家的力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只是最不壞的、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印度仰賴這樣一種制度，得以通過事前的充分協商和社會各集團的利益訴求，使社會矛盾適度釋放，而不至于因長期積累釀成不可收拾的大動蕩。民主制度，應視為印度長期發展的可靠制度保證。

　　在世界上各種民主制度中，印度民主制度甚至不是最完善的一種，其起始更與種種“外生變量”相關，徒顯實施中的局限性。印度的民主制度，與中國目前正在創建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有很大差別。但是，民主制度有基本共性，其核心價值有普適意義；而且，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是一種相當“昂貴”的制度。戰后幾十年來，印度歷經艱辛，已經成功地建立并維持發展了民主政治框架，較早支付了制度創建代價。這個基本事實，本身就值得我們對這位鄰居格外看重。

　　民主制度與計劃經濟體制曾多年結合，產生了全球知名的印度式經濟模式，其特點是低效率與政府管制無處不在。但今天的印度已經脫離舊有窠臼。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印度經濟已經逐步從政府管制中松綁，自由市場體制漸次勃興。更令人稱羨之處，是印度私營企業實力蔚然可觀。由于印度向來保護私有財產權，并擁有在發展經濟體中較完備的法治體系，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印度私營企業亦有不菲成就；隨著管制逐步解除，發展更是一日千里。

　　縱觀世界，印度已經涌現出以TATA集團為代表的幾十家超大型私有企業，足以與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等量齊觀；米塔爾集團更遷址倫敦，成功完成鋼鐵業界最大收購案，成為業界全球逐鹿的“頭馬”。在印度國內，在服務業和高科技領域生機勃勃的創新型私有企業，正逐步獲得全球競爭力，在產業鏈條上攀升的水平明顯超過中國同行。到目前，印度私有企業產值已經超過GDP的60%，其整體成長與中國相較，更具主流地位與國際競爭力，也更具可持續性。許多學者已經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比較制度分析，進而認為印度私營企業的成長折射了其經濟發展的重要積極面，顯示了一種非投入驅動型、以勞動生產率提高為主的增長形態。這些分析看法，值得我們深刻領會。

　　當前，眾多國際觀察家在進行“龍象比較”，多數看法仍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評價偏高。這或許是事實，但至多只是事實的重要方面。中國人仍需要反省，可以向鄰人印度學到什么？為了中國自己，也因為中印間必須攜手共進。阿瑪蒂亞森說過：“只從競爭角度看待中印兩國，是把全球性的溝通與理解的實踐淪為一場賽馬，事實上也不是這樣。”他還說：“人們應該問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相互可以學到什么，而不是誰將會超越誰。”展望未來，“龍象共舞”的前提應是彼此有“真正的相知”(辛格語)，我們深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