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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興元:勞動力市場剛性化的惡果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9日 19:19 經濟觀察報

  馮興元

  善意的決策往往可能帶來無意的惡果

  在社會生活中,善意的決策稍不注意,往往就會帶來無意的惡果。這種惡果對于一國的經濟發展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比如說,德國屬于勞動和社會保障法規最多、管制最嚴的國家之一,結果它也屬于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聽說德國有一個小型木料加工廠都是男性工人,只設有一個廁所。后來加工廠老板想新雇一名女工,但根據德國當地法規,男女廁所必須分設。于是乎,工廠不得不忍痛割愛,打消新雇女工的打算。

  德國在20世紀50和60年代實現了“經濟奇跡”,其動力來源是競爭。戰后西德首任經濟部長艾哈德早在1957年就寫過一本書,指出繁榮來自競爭。艾哈德第一個要反對的就是福利國家。70年代之后,由于德國社會富足,政府出臺了大量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法規,導致勞動力體制剛性化,社會安全網過度膨脹,經濟活力今不如昔。

  與德國相比,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迄今已30年,也實現了 “經濟奇跡”。但是我國近幾年不斷出現的社會、勞動和環保法規,使得勞動力市場大步剛性化,社會安全網也在廣為鋪撒,儼然有了 “福利國家”的大致模樣。而且,與德國70年代類似,經濟原則遭到漠視。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德國當前的 “福利國家綜合征”,是否有朝一日、甚至很快也會落到中國的頭上?我國的經濟是否會因為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的過度管制而負荷過度?高速經濟增長期是否會因為這一因素以及其他成本提升因素而提早終結?

  新的勞動合同法導致勞動力市場剛性化

  上述這些擔憂不是空穴來風。今年年初新的勞動合同法生效,對勞動力市場的供方和需方到底有什么影響?直觀上看,廣大工薪階層得益匪淺,屬于最大的制度保障。但是,事實上新的勞動合同法導致了勞動力市場剛性化,導致了企業的成本壓力增強,不但不利于擴大就業,而且明顯傾向于影響就業。在新勞動合同法中,至少有三個因素導致上述效應:一是最低工資制,二是有關無限期合同的規定,三是行業性和區域性集體勞資協議。

  首先,新的勞動合同法中規定了此前即已存在的最低工資制。這種制度不利于對不熟練勞動者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的雇用。美國和德國實行最低工資制,由于法定最低工資定得較高、解雇職員難度大,很多雇主不愿通過合法途徑雇用本國雇員,而是以較低的工資成本非法雇用非法外國移民或者非法打工學生。這樣,最低工資制其實減少和限制了對勞動力的合法雇用意愿。立法部門出臺最低工資制,其本意無非是更好地保護雇員的利益,最終卻對之造成了損害。

  法定最低工資定得較低,對一些非熟練工人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最為有利:一方面法律保障其一經雇用,其報酬高于這種法定最低工資;另一方面,雇主也對這一工資水平不怎么計較。這樣,無論在微觀還是宏觀層面,一國的經濟將充滿活力。我國也有最低工資制。在2006年底之前,屬于這種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較低的情況。這種情況最適合于組織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和出口。2006年底之后,一方面農業比較利益由于農業補貼的增加而增加,許多農民工回鄉勞動,另外一方面在行政干預下企業不得不保證提供更高水平的最低工資支付,企業的工資成本大幅上升。需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勞動力市場政策是否使得我國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傳統戰略走上了絕路?

  其次,制定無限期勞動合同規定的極致結果是:雇員最后能夠炒老板的魷魚,老板不能炒雇員的魷魚。但是這樣一種狀態恰恰是不正常的。這是因為:企業家之所以掌握企業決策權 (包括用工權),是因為他為自身的資本投入承擔著風險,無論其最終是否獲得回報,均需要支付所雇用勞動力的成本。而且按照現在的慣例,雇員工資構成企業的負債,是按月結算的。

  趕在新勞動合同法于今年年初生效之前,勞動力市場上的調整頻頻發生。最早轟動一時的事件是華為集團要求所有雇員新訂用工合同,而且據說此前工齡清零,作廢不算。另外一種勞動力市場調整行為是,一種用工派遣機構 (相當于北京的外企服務公司)接收企業的全部員工,改由該組織派遣員工。由于大量企業做出市場調整反應,目前已經爆發了大量的糾紛。各種新的市場調整對策行為仍在出現。

  其實,我們不是不要勞動法規,而是要什么樣的法規。對勞動力市場的適度管制可以構成經濟賴以運行的授能環境,但是過度管制則是導致經濟失去活力的 “去勢”行為。其結果是不僅企業倒霉,勞動力也倒霉,整個經濟倒霉。

  再次,行業性或區域性集體工資不僅是對企業家用工權益的侵犯,而且是對雇員本身權益的侵犯。它使得單個的企業和單個的雇員全面喪失對工作方式、時間、報酬、能力利用的自由決定權。而且與最低工資制一樣,行業性或區域性集體工資對失業人員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的損害最為嚴重。

  產業升級成為必由之路,職業教育和自主創新將成為助推器

  鑒于勞動力市場剛性化,勞動力成本增加,企業一般會轉向意在降低雇用數量,增加替代性投入,比如資本的投入。企業將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中逐漸退出,走產業升級之路。那么,我國是否已經準備好走產業升級之路?

  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和美國、德國的不一樣。美國在高科技、信息、金融、軍工等許多方面有其競爭優勢,其經濟地位保持世界第一。德國有著大量高質量的技工,加上德國工程師的精湛技能以及大量創新活動,德國的經濟地位仍然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我國缺乏大量的技工 (其背后是缺乏職業教育),也缺乏自主創新。我國每年需要解決800萬人的新就業崗位,今后10年內還需要解決近1.5億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就業。放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共同走產業升級之路,這相當于億萬大軍過獨木橋。更為甚者,我國勞動力市場剛性化時機并不成熟,而且過度管制還需要永遠避免。可以說,我們還沒有過河,就開始在拆自己的橋。

  鑒于勞動力市場剛性化會產生一種只上不下的棘輪效應,這一政策可能導致我國經濟活力的喪失。既然棘輪業已存在,我國將被迫走上一條提早推行全面產業升級之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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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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