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與財富 （下）

　　⊙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著名經濟學教授

　　政府干預導致市場發育不足

　　如果我們從市場的幾個門類來看，有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和技術市場。中國的哪一個市場發展得最好呢？政府干預最少的，發展得最好。

　　總體而言，產品市場是發展最好的。比如中國的家電產業，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發展得特別好。相比之下，中國的汽車工業，WTO之前管得很緊。吉利的李書福在上世紀90年代就生產了汽車，找政府要批件、要上產業目錄，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產汽車，政府不讓你上目錄，就是不合法的，沒法賣。為什么現在中國的汽車市場到處都是外資的品牌，原因就在這里。仔細研究就知道，哪一個產品市場政府限制越多，哪個產品市場問題越多。

　　勞動力市場也算發展得比較好的市場。中國經濟能有這么好的發展，與勞動力市場充分競爭和靈活性有很大的關系。但這一塊也不是完美的，因為我們有很多戶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農民變成工人了，我們不叫作工人，叫農民工，按照身份屬于農民，按照工作屬于工人——這是制度扭曲產生的怪象。

　　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是問題最多的兩個市場。在資本市場上，誰能得到貸款、誰得不到，誰能上市、誰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決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規定的。特別是在早期，一個企業要上市融資，需要很多部門的批準，拿到資格的人就獲得壟斷地位。有關系的人才能拿到這個資格，所以這個市場很不健康。銀行貸款也一樣，這么多老百姓的錢貸給誰？政府部門說貸給誰就貸給誰，民營企業不容易得到貸款，而國有企業大量的虧損照樣可以得到貸款，市場沒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場，沒有真正的私人交易，而是政府的強制交易。要蓋房子，農用地變為住宅地，需要從農民手里拿，拿的時候，政府以很便宜的價格征地，然后倒手賣。有關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沒關系的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價錢才能搞到。所以這個市場也很腐敗，沒有效率。中國的房價為什么漲得這么快？如果我們實行自由的土地產權制度，房價這么高，就會有更多的土地釋放出來建房子，房價上漲就會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術市場，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市場。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它是通過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場經濟當中，你有一個好的發明，可以通過創辦企業，或者通過轉賣、授權來實現它的價值。在中國，大量的技術專利是個人申請的，而不是公司申請的，創新沒有變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為。這是影響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跟我們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有關。

　　政府最應該做的：

　　保護產權，推動競爭

　　為了完善市場，政府應該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產權、保護產權。只要政府真正做到這一點，真正保護人們的自由，每個人都會運用自己的優勢，在市場上進行交換，達成合作，整個社會很快會富裕起來。

　　沒有政府，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場的一種需要。但問題是，政府獲取收入的辦法跟企業不一樣。企業不創造價值就不能獲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創造價值，通過稅收也可以獲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職責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說，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維，看到社會中出現某種問題，沒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請求政府干預。實際上，許多情況下，政府干預越多，問題越大；問題越大，對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結果就會陷入惡性循環。

　　所謂競爭，并不是說一個行業有很多企業，而是政府允許自由進入。在中國，石油、電信等行業經常受到批評，真正的問題在哪兒？是政府沒有把行業放開，只允許一部分企業做，不允許另一部分企業去做。要使中國的電信企業、石油企業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解除行業進入的管制。這樣，即使沒有企業馬上能夠真正進入，僅僅由于潛在的競爭威脅，他們也會努力迎合消費者。

　　任何限制競爭的做法，只對少數人有利。資源配置要么按市場，要么按特權。如果不按市場，一定會按特權。任何限制競爭、人為地限定價格的辦法，最后只能讓少數有特權的人得到好處。

　　讓窮人的資產變成資本

　　關于產權保護對窮人致富的意義，秘魯經濟學家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給出了很經典的證明。為什么落后國家的普通人那么貧困？因為這些國家缺少能把資產變成資本的制度。發達國家為什么發達？因為它所有的財產定義都明確，任何人都可以把資產變為資本。

　　這聽起來比較抽象，舉個例子：假如我有一棟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筆錢。如果我的房子產權明確，就可以抵押給銀行。我的房子值100萬，銀行可以給我貸60萬，這樣我的企業就可以做起來了。十年以后，可能我就變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國家做不到這一點。這本書的作者走訪了幾十個國家，作了大量的統計研究，第三世界窮人積累的資產有很多，比如說房產的價值是9.5萬億美元，但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資產，可以使用，無法買賣。

　　看看中國的農民是不是這樣？農民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群體，但農民手里都有值錢的東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賣，即使進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兒。一邊有值錢的財富放在那兒，一邊在城市里又沒地方住。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農民真正獲得土地的所有權，把那些宅基地賣了，在城里至少買一個四十平米的房，他就跟城里人一樣了。但現在不能，因為政府不允許。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權利，沒有交易的權利。

　　社會落后，不是我們沒有資產，而是沒有把資產變成資本的途徑，所以很多人可能拿著金飯碗討飯吃。資本市場的作用，就是讓人們可以用未來交換現在。這是什么意思？我現在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個想法、一個計劃書，但因為這個計劃實現之后我可以賺大錢，所以現在有人給我大筆的錢。但如果產權沒有很好的界定和保護，你有一個好的創業計劃，政府不讓你借錢，或者銀行不相信你，不借錢給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無論在第三世界國家，還是像我們這些新興的市場國家，要使窮人富裕起來，第一要務，是很好地界定產權，讓窮人的資產可以變成資本。這樣，每個人聰明的腦袋可以提現。如果不是這樣，靠政府和世界銀行給救濟，靠各種慈善活動，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給窮人帶來的損失。

　　相信市場，允許民間扶貧

　　當然，在任何社會，包括市場經濟中，總會有相對貧困的人需要救濟，問題是怎么去救濟？

　　很多人認為，扶貧要靠政府。但在中國，我的研究發現，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說，現在政府建設新農村，在農村給一些窮人補貼，這本來是好事，但仔細看一下，錢撥下去之后到誰手里了？大部分沒有到最窮的、最需要錢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一個縣、某一個部門領導的老家，某個領導的親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錢，但沒有起到扶貧的作用。

　　經常有人講，政府要去做市場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個注腳，很多市場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讓做。現在的慈善事業，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狀況。未來中國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做慈善事業的會越來越多，但我們的體制環境不利于慈善事業的發展。我本人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包括茅于軾教授、吳敬璉教授、林毅夫教授，我們十幾個人，在三年前就做了一個富平基金，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幫助農民工的培訓；第二是資助農村的小額貸款，但至今沒有被注冊下來。

　　同樣的道理，在醫療體制改革問題上，我曾經說，政府有責任提供醫療保障，但沒有權力不讓私人辦醫院。如果允許私人辦醫院，政府花在醫療上的錢，就可以大大轉到低收入階層身上。因為高收入階層的人，會花高價到服務方便、不用排隊的醫院，這就把更多的醫療資源讓給了困難人群。而且，政府還可以向私立醫院征稅，進一步補貼困難人群。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而現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國，越是好的醫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費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關系的人身上。

　　一個嚴重的誤解：

　　市場導致不平等

　　對于社會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現象，大部分人都很擔憂。但有人把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市場化改革，甚至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結果一定是貧富差距擴大。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嗎？不是。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舉個簡單的例子，愛迪生發明了燈泡，給每個人都帶來便利。但燈泡的價值對富人來講要比窮人小，因為富人有錢，沒有燈泡，他可以點很多蠟燭；而窮人一根都買不起。再比如現在有了電視，每個人都可以聽明星唱的歌、看明星演的戲，而過去只有少數富人、王公貴族才能享受現場直播式的演出。汽車也這樣，過去富人可以坐轎子，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新產品技術都是這樣。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權階層。

　　再看中國改革的歷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學，那時候全國總共招了28萬大學生，后來追招可能是40萬。那時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機會上大學。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歷史問題的，當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沒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書，結果趕上恢復高考，考上了大學。1980年代的城市個體戶，大部分是社會底層的群體。因為稍微有特權的人都去當兵了，去政府、國有企業工作了，而沒有特權、沒有關系的人怎么辦？只好自己撿破爛，擺攤賣點瓜子，結果反倒富裕起來。

　　這說明，改革使我們的社會垂直流動性大大提高了。斯坦佛大學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國，1990年收入最低的1/5的人，到1995年仍然處在這個群體的比例，遠遠低于美國。也就是說，中國收入的垂直流動性要比美國高。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中國本身是在劇烈變化過程中，而美國社會相對比較穩定。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但在中國，原來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經過奮斗或創業，進入中產階層的人，就比美國多。

　　如果以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差距，我作過一個統計，在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當中，平均而言，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國有經濟部門最少的地區、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區，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

　　這說明什么？如果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少，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就大，競爭就激烈，商業活動的利潤就低；如果這個地區只有少數有特權、有關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膽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舉個例子，浙江一帶的人做生意的人比較多，富人也多，但利潤都很薄。但像東北這樣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賺大錢。為什么？因為他們的市場環境不好。所以我們看到，市場越開放、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僅僅體現貨幣收入上，還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權利、選擇等。過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家里生產的西瓜、蘋果，到集市上賣，被發現，算作投機倒把，要批斗，甚至關起來，連做人的基本權利都沒有。那時候農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買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來村里，大家都搶著請客，有點白面、有點肉都留給干部吃。為什么？只有跟他關系搞好了，孩子才有當兵、招工之類的機會。所以，改革開放不是使中國社會變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

　　拒絕“賣拐”——

　　堅定對市場經濟的信念

　　市場經濟很脆弱，太容易受到損害，需要有人去捍衛它。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當你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你只會盯著它的壞處；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的時候，它也沒有辦法告訴你，它的好處是什么；當你自己把它弄壞的時候，你還罵它，怎么這么糟糕。

　　這就跟人一樣，本來沒病，但有人不斷說他有病，非給他吃藥不可，最后就吃出病來。這也是趙本山的小品《賣拐》告訴我們的真理。現在好多人都在“賣拐”，本來你的腿不壞，他一定說是壞的，說到最后，你自己認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買他的拐。在今天的社會上，這個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場經濟的言論。

　　我說這些，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場經濟，堅定我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念。中國的未來最值得擔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環境問題——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市場競爭推動的技術進步一定能為我們找到答案。我們沒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馬爾薩斯或30多年前的羅馬俱樂部那么悲觀。中國的未來發展，取決于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中國的未來會非常好。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制造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中國的未來就面臨著曲折和危險。(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