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碗黃酒之后，高信疆談興漸濃。他向后梳理的頭發一絲不茍，其中黑、灰、白夾雜，架在鼻梁上的鏡框足以遮住他四分之一的臉，他的面色變紅，皮膚微微沁出汗來。他回憶起胡適與雷震，李敖和陳映真，在吃了一口黃瓜之后，還品評了古龍與金庸……他穿中式藍色對襟褂，叫我把西紅柿醬遞過去時，稱我“知遠兄”，他還在從客廳前往衛生間的地板上摔倒了，然后擺擺手說沒事，似乎七十年歷史的身軀對此毫不在意。

　　大約10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時我還是一名渾渾噩噩的大學二年級學生。他是臺灣七八十年代最有影響力的新聞人之一，他編輯的《中國時報》副刊曾開風氣之先，成為長期禁錮的臺灣思想界重新呼吸的空間。像我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樣，對于臺灣轉型歷史興趣濃烈：一個長期處于政治壓抑的社會，如何向價值多元演進，知識分子又該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個人與時代命運是怎么糾纏在一起的……

　　但是在那晚的閑聊中，他最觸動我的一句話卻是“不能因為三百年的失敗，就抹殺掉三千年的歷史”。還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斷，在中國歷史上，只要有七十年的穩定時期，它必定成為一個重獲繁榮的時代，從秦末的天下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中國到唐太宗的盛世，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興起，其間不過經歷了兩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論點出自何處，我的歷史知識也不足以對此作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黃酒還是別的原因，我內心洋溢起一種難言的興奮。

　　這是2007年的冬天，我們坐在北京市朝陽區西壩河南路的一間公寓里。它介于二環路與三環路之間，與商業區尚有一段距離，所以它稍微躲避了整個城市正在陷入的建設風潮。公寓旁的小河安靜地流淌，小路上的那間醫院令人想起了集體主義年代的北京。這種安靜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難得——現在這座城市變得太快、太喧鬧了。10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飄著豆漿與油條的香氣，小巷的拐角還堆放著大白菜，但如今的濃重霧氣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面目一致的復制品，那些紛紛以“財富中心”冠名的鋼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樓，正把北京變成一座亢奮卻乏味的城市。人們迷失在沃爾瑪提供的海洋一般的貨品中，按照層出不窮的時尚雜志來打扮自己，在互聯網提供的無窮鏈接中游弋……一切似乎都被卷入了速度的漩渦中，昨天的確信，到了今天則變成了懷疑。

　　這個國家有能力創造世界最高的經濟增長率，卻需要更好地治理自己的山川、湖泊；財富正在被大量創造，但是日漸富足的社會卻被一種濃烈的不信任感所包圍著；她培養的高學歷人才比任何國家都多，但教育系統在本質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盡管文化傳統早已斷裂，一本關于《論語》的書卻賣了400萬冊；我們總是夸耀東方人獨有的聰明才智，但摹仿、抄襲卻滲透在各個領域……

　　人們對于此刻陷入迷惑，經常是因為他無力將自己置于更廣闊的歷史坐標中，不知道昨天發生了什么，明天又通向哪里。我總想知道后人將怎么描繪此刻的中國。因為生活在其中，我難以公正地評估這些變化。

　　高信疆的話讓我想起了歷史學家雷海宗的努力。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他完成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他試圖將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上顯著的范例聯系起來，抗日戰爭與1600年前的淝水之戰類似，上一次戰爭標志著中國的再生，以南方為代表的新文化主導了中國，而抗日戰爭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他多少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劑瀉藥，幫助中國擺脫痼疾，重新使她獲得勃勃生氣。

　　這種類比充滿了中國文化中的“附會”意味，當面臨新問題時，中國的讀書人總喜歡向后看尋找答案。所以當英國人的艦隊出現在南中國海時，他們想起的是胡人入侵的傳統。而當第一批來自中國的旅行者被西方的文明程度震驚時，他們把法國與意大利比作中國的唐宋時期，英國與德國則是兩漢時期，而美國則是虞夏——中國文明最純真的時刻……這種古以有之的“附會”讓那一代中國人安心，盡管已是刻舟求劍，但至少船上的刻痕還在。

　　而現在，我們的生活變得驚慌失措，多少緣于歷史情緒的斷裂。昔日的回響或許不能給予今日的問題以答案，但是過去的人們在面對變革所表現出的勇氣與怯懦、愚蠢與智慧，卻仍可能給今天以啟發。這一系列專欄將是聯結過去的努力，在對一系列人物、書籍與思想的回憶中，我們或許會發現明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