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特：我特別喜歡夏天，因為這對宏觀經濟學來說是個很好的研究時間。致力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再度來到中國。

　　不久前，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來到在上海大學舉辦的“關注經濟熱點，構建和諧社會”論壇，他發表了主題為“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演講。

　　簽名抵制對華貿易保護主義

　　普雷斯科特對中國的社會和諧充滿了信心，他認為，隨著城市化進程，更多的人將遷居城鎮，在現代工業行業中就業并最終致富。中國的經濟發展終將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

　　普雷斯科特詳細定義了經濟發展。他表示，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經濟擺脫發展緩慢、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狀態，進入以工業為主的階段；第二階段，經濟開始持續發展；第三階段就是現代經濟增長，平均來看經濟體以所謂的趨勢增長率增長。好的政策能夠讓趨勢增長率提高，從而開始趕超其他發展程度更高的經濟體；而壞的政策則讓趨勢增長率降低。

　　從世界歷史來看，1700年之前，全世界不同地方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在不同的年份之間相差也不大，這屬于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1700年之后，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差異開始擴大。1850年之后，人均GDP每35年翻一番，世界進入現代經濟發展階段。

　　普雷斯科特認為，中國政府要做的就是加大開放。過去的開放政策帶來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部分地區已經進入了現代經濟增長階段。只要堅持開放和競爭，目前較貧窮的省區也會加快發展并開始現代經濟增長。

　　另外，開放政策也有助于外部和諧。開放是互惠的，中國的發展不僅對中國人民有好處，對西方國家和亞洲國家而言也有好處。歐盟成員就是因為對彼此開放而獲益，歐盟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更為和諧。

　　普雷斯科特剛從韓國到中國，他在韓國作了一場以“中國的發展對韓國是好是壞”為主題的演講。在被問及結論的時候，他很肯定地說：“中國的發展對兩國都是有好處的。”

　　值得注意的是，普雷斯科特并不是單方面要求中國開放，而是希望每個國家都更加開放。由于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國國內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日益上升。

　　今年8月，1028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合簽名，強烈要求美國國會議員遵循自由貿易精神，抵制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普雷斯科特的簽名就是其中最具分量的簽名之一。與普雷斯科特一同獲得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也在簽名經濟學家之列。

　　贊成“高儲蓄”

　　如果用人均GDP來衡量經濟發展，那么美國已經領先世界125年了。在美、日、歐這世界經濟的三極中，歐洲和日本在人均GDP方面始終沒有趕超美國。

　　迄今為止，歐洲六國的人均GDP僅占美國的70%。為什么歐美之間始終存在這種差距呢？普雷斯科特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并撰寫過《為什么歐洲人工作時間比美國人少》的文章。他的研究表明，歐洲人均GDP少于美國的原因就在于歐洲人的工作時間短，只有美國人的70%；而歐洲人工作時間短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高稅率。

　　“高稅收、高福利”是歐洲福利國家的標簽，正是這種福利制度阻礙了歐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歐洲和美國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來看，這種模式不利于經濟發展。他預測歐洲將進行減稅，并趕超美國。

　　普雷斯科特甚至反對政府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因為轉移支付政策會降低儲蓄，而高儲蓄率是經濟快速增長所必需的。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普雷斯科特對中國的高儲蓄率大加贊揚。事實上他贊成“被迫儲蓄”。

　　據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資本-產出比大概在3左右。如果一國以10%的速度增長，那么凈儲蓄必須達到30%才能支撐這樣的增長速度。另外，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折舊率大概是12%，因此，總儲蓄要達到GDP的42%才能支撐經濟以10%的速度增長。

　　世界經濟的第三極日本，人均GDP也沒有趕上美國。經普雷斯科特研究，日本的問題在于生產率不夠高，而非工作時間短。生產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引進FDI不足。普雷斯科特認為，FDI對于學習先進經濟體的生產管理經驗來說至關重要。

　　“從某種程度上說次貸是個小問題”

　　從今年夏天開始，美國次貸問題浮出水面，并對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市場都產生了影響。關于次貸引發美國經濟衰退的聲音也不絕于耳。但是，在被問及“次貸是否會觸發美國經濟衰退”時，普雷斯科特非常堅決地給予了否定回答。

　　“從某種程度上說次貸危機只是個小問題。有一些金融機構損失慘重，有一些則獲利。

房價上升讓很多人獲益，如果房價繼續上升，次貸仍然是筆好生意。但是房價停止上升了，一些金融機構會走向破產，但是這就是金融體系的本來面目。”

　　普雷斯科特繼而用廣博的視角分析，如果金融危機促使一國金融體系改革，那么金融市場就會因此更加完善。一味逃避危機并不是好做法。“改革是個很好的信號。”

　　普雷斯科回憶說，上世紀90年代瑞典金融危機造成大部分商業銀行因

不良資產大量增加而破產。金融危機結束后，只有四家商業銀行幸存。但是這場危機促使瑞典建立了更完整而規范的制度體系，只造成了瑞典金融體系的短暫停頓。

　　“1997年的時候我剛好在韓國，當時韓國的金融體系還算健康。亞洲金融危機促使韓國進一步完善了金融體系。上世紀90年代日本的金融體系也出現危機，但是他們想掩蓋問題。銀行在政府的擔保下繼續向企業放貸，使企業能夠繼續支付貸款利息。這延長了日本政府扮演‘壞爸爸’角色的時間。直到日本改革了銀行體系，使之能夠把資金配置到生產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的時候，情況才開始改善。”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上世紀80年代，智利和

墨西哥都出現了銀行倒閉的現象。智利很快進行了改革，增強了金融體系的健康，并完善了監管制度。而墨西哥沒有這么做，金融機構也因此遭受了損失，造成了1994年到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甚至影響到了歐洲和美國。”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1940年生于美國紐約州

　　●1967年獲卡內基梅隆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與應用、收入差別與計量經濟學

　　●2004年，由于在經濟政策和世界商業循環方面做出的創造性研究，與挪威經濟學家芬恩·基德蘭德一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分享了130萬美元的獎金。王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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