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

　　我們研究所最近正在完成一項研究，就是對過去30年的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各種要素、因素進行分析，經濟學上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對過去中國經濟的增長作出貢獻。做這個研究也是為了進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在今后還存在不存在，它的貢獻還會不會持續，哪些貢獻可能會少一點，哪些貢獻多一點。當然未來還有未來的新的因素。當然過去的因素還會繼續存在。希望用定量的方法來論證，中國經濟是不是還能不能繼續增長，或者高增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然預測是有風險的事情，但是我們盡量想提供分析的基礎，如果這些因素還繼續存在的話，那么中國未來的增長還是有保證的。

　　1、體制改革對

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定量分析

　　首先向大家報告的是我們這個研究的一些主要的發現。最主要的發現就是確實中國過去30年效率的改進、生產率的增長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過去通常有一種說法，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主要靠投入，主要靠資本的投入，勞動力的投入，很少有技術的進步，很少有效率的改進，很少是因為生產率的增長。我們國內很多也在說，我們過去是外延式的增長，沒有內延式的增長，但是我們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數據來分析，過去20年分成兩個階段，粗略的說在平均每年9.5%的經濟增長當中5.5%確實是投入的增長，因為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投入的增長，最近的八年是3.7%，再往前是4.3%，這么多的經濟增長，是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扣除了一切資本的投入和勞動的投入的因素之后，純粹是生產率的增長帶來的增長。這也不是一項鼓勵的研究，最近美國布魯斯基金會的一項研究，也發現中國的制造業，在過去2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26%，當然世界上現在還有各個研究小組研究中國的增長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經得起檢驗的一個研究成果。

　　然后我們進一步做的分析為什么這個4%左右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導致它增長。有八項因素我們有了比較顯著的結果。歸納起來大概有這么幾項，第一是體制改革；第二是開放帶來的各種效應，除了外資的外溢效應以外，這些都是作為開放的效應。說大類的話技術、科研等等這類因素，再一個因素就是城市化、基礎設施這些因素，這項本身在過去20年，應該說是八十年代最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每年2.5%左右，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總的增長的貢獻也在1—2%之間，如果考慮到開放本身也有很多改革的內容在里面，應該說改革確實對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而且這個貢獻是持續的。一開始是釋放效應，體制的釋放效應特別大，后來盡管很多的東西都在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當然這個并不奇怪，也是一種檢驗的方法，大家都看到了成果，我們只是用學術上嚴謹的方法論證出來，這樣的論證還是有現實意義的，解釋現實的很多問題，除了解釋我們改革和增長的關系，除了解釋我們這些年效率改進的原因之外，我想對現在中國經濟的一些情況，對現在我們在世界上所說的一些奇怪的現象的解釋上也有用。比如說大家現在天天問的一件事情，中國經濟這五年來，高增長，低通脹，同時所有的原材料價格都在上漲，而價格沒有上漲，最近通貨膨脹在提高，但迄今為止主要是糧食因素，主要是

國際油價和糧價造成的結果，不是中國糧食供求關系造成的結果。與此同時，企業的利潤還在改進，最近五年在上升，把這幾個因素加在一起，如果每年有3—4%效率的改進，逐漸推動效率提高成本的降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理解效率的改進有利于理解我們解釋和分析現在中國很多經濟現象，同時有利于經濟政策的制定。

　　我關于改革和中國經濟增長關系分析就講這些。

　　2、中國現階段上出現的如收入分配不和諧的問題與特定發展階段有關

　　下面利用這個機會講另外兩個問題，第一就是對現在改革和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的關系的理解，這也是通過今天上午前面一些發言人的發言之后，想對這個問題做一些看法。我比較贊同高尚全主任和遲福林院長的發言當中所提出的一些觀點，就是說我們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們改革還沒有到位，我們該改的很多東西還沒有改，而不是因為改革造成這些問題，而且現在的很多問題，在理解中國這些問題不能僅僅從體制改革一個角度來理解，中國是一個轉軌國家，同時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在發展的階段上的一些問題不是改革造成的問題。改革是發展的因素，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發展，經濟發展了，但是經濟發展了和經濟還完全沒有發展的情況下會出現新的不同的問題，這是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因為改革產生的這些問題，這應該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在中國這個階段上出現了一些比如收入分配等等一些所謂不和諧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既是我們一些改革還沒有到位的問題，比如說腐敗問題，腐敗的問題不是因為改革改出腐敗，而是因為原來存在的一些公權力，導致腐敗的公權力還太多所產生的問題，而不是改革改出來的問題，沒有改革那些腐敗、公權力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樣會產生問題。同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的情況，在一定意義上首先是因為我們過去的一個體制過度的平等，而且是過度的貧窮的平等，或者叫平等的貧窮，從平等的貧窮走出來自然差距有所拉大。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大量的勞動力的存在，由于資本剛剛開始成長，這當中也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這個不是改革的問題，而是因為發展處在早期的階段，如果我們做點比較的話，跟西方的發展過程進行比較的話，我們這個階段在工業化完成了一半，中國走了30年工業歷程，按照勞動力算，現在只轉移出了一半的農民，過去70%是農民，現在剩下35%，仍然離工業化完成還有很長的距離。在這個階段，我們不能用這個階段以后的那些變化來應用到這個階段。很多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也要隨著這個工業化進程而逐步發展，而不能用工業化進程以后的福利制度來應用到工業化進程當中來。當然我們是一個工業化后發展的國家，我們要吸取一切國家發展過程當中的經驗和教訓，吸收發達國家中的一些形成的制度，但是如果這個階段上如果應用發達國家的一些制度的話也會產生一些問題。我們確實要看到中國的發展階段還是一個比較低的一個階段，重要的問題還是怎么使農民盡快的轉移出來的問題，怎么使我們的就業真正是平等能夠有所促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防止如何使這個社會大家更多的思考，如何創造，如何去生產，而不是更多的去把人們的注意力過多的轉移到分配上去。這兩種努力的關系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漸進式改革的道路，本身就說明不是一夜之間把所有東西毀掉，建立新的東西，不可能一夜之間建設新的制度，新的制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隨著工業化市場化進程逐步逐步發展的過程，確實現在我們面臨著新的改革，才能夠去解決我們目前的許多問題。說到新的改革，現在大家說得更多是要進行社會改革、政治改革，這方面我同意，政府應該更多的關注社會問題，但是我這兒想借這個機會講，經濟方面的改革基本結束了，是不是主要是其他方面的改革了，我說經濟方面的改革也遠遠沒有結束，我們現在暴露出的很多問題，仍然是經濟體制改革不完善，還沒有完成，還有許多問題有待于解決。

　　比如說我們現在宏觀經濟上的很多問題所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可能表明我們需要新一輪的財稅體制改革，盡管我們過去搞了很多的財稅體制改革，但是還有很多的財稅體制，或者是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體制，或者是我們改革當中形成的一種過渡性的體制，或者是過去條件下還不可能實現的一種體制。比如說剛才說的幾類，第一類是傳統體制下的這些，比如說我們的資源性行業，不交資源稅，不跟國家分享利潤，分享收入這件事情，這是傳統體制遺留的問題，我們過去說都是國有企業，國有資源，國有的大鍋飯，都在一鍋肉里，現在各種體制改了，我們利潤分成等等，這些問題就暴露了。國有企業不分紅，這個是改革當中形成的一種過渡性的體制，因為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很困難，國家說了，國有企業可以不上繳利潤，跟其他企業交所得稅就可以了，剩下的利潤你們留下來發展，這是改革過程中形成的。還有一種是傳統體制中沒有，過去也沒有條件，比如說針對財產的稅收問題，我們迄今為止，中國沒有財產稅，所有的稅收都是針對流量，針對收入，這個既不有利于平等，又不有利于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包括政府的長期發展。沒有這些稅收導致了我們對人們的收入所得稅增收比較高，所以導致消費比較低。這些經濟體制本身的改革也還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來關注，加快這方面的改革我們整個體系才能更加和諧，經濟的角度更加均衡，社會的角度更加和諧。

　　我們改革路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們現在61次會議還有很多議題值得討論，我們要進一步的討論。

　　(作者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