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建

　　改革開放至今，政府宏觀調控所面對的總供求格局、調控的對象和環境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就決定了需要根據這些變化，轉變宏觀調控思維和方式。

　　需要轉變的原因之一，是總供求的格局與以前不同了。

　　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總供求格局的長期態勢是需求大于供給。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變化，必然會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也必然會改變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就是從社會總供給小于總需求轉變為供大于求，經濟增長中的供給制約轉變成需求制約。這種轉變主要是發生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首先，在80年到90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場化經濟增長高潮中，居民消費都有“同步性”特征，例如彩電等家用電器產品，在80年代中、后期僅用5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住宅和汽車消費顯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家庭所帶動的。在以往的經濟增長高潮中，由于主要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國內供給不足，總會引發大量進口和貿易逆差，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的明顯下降，但是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過程中，卻始終保持著貿易順差明顯擴大與外匯儲備猛增的趨勢。以往經濟增長高潮所導致的宏觀緊縮，消費物價上漲總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卻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去年的CPI只有1.5%，今年雖然再次出現了物價的較明顯上漲，但原因顯然不是由于總體消費需求的膨脹，而是因為食品供給短缺所引發的結構型通脹。在以往的經濟增長高潮中，GDP增長率上升到10%、工業增長率上升到20%后只能維持2年左右時間，在本輪經濟高潮中，兩者在這個水平以上運行到目前為止，則已接近5年時間。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頸制約是常態，在經濟增長高潮到來時會更加突出，而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這些瓶頸雖然也出現過，但很快就被突破，并開始出現較明顯的產能過剩了。

　　經濟運行特征的這些變化，都是中國經濟的總供求格局從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轉變的反映。由于分配結構的變化，導致儲蓄傾向上升而消費傾向下降，使投資可以獲得充足的來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瓶頸。由于儲蓄增長速度超過了投資增長速度，社會的剩余產品大量增加，不僅可以充分滿足投資需求，還可以有大量產品提供出口，使投資與貿易順差增長保持“雙高速”。從另一方面看，則是消費率不斷下降，最終消費率從2000年63.8%直降到去年的38.9%。如果沒有消費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資規模保持長達5年時間，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兩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亦不可能把今年以來的非食品消費物價壓低到只有0.9%的程度。

　　在本輪經濟增長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也和總供求格局的改變密切相關。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導致儲蓄過剩，儲蓄過剩導致投資高增長和不斷下降的消費率，又形成產能過剩。過剩產能在國內找不到出路只有開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斷拉大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的擴大引來了對

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引來了國際熱錢流入，形成了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和外匯占款項下的貨幣被動投放，又形成了貨幣流動性過剩。貨幣過剩最終導致了國內資產價格控制不住地上漲。所以，如果沒有總供求格局的改變，這些以前未見或并不嚴重的新問題是不會出現的，而這些新問題的出現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方式，又反過來證明中國的基本經濟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深刻改變。

　　說宏觀調控的思維與模式需要轉變，正是基于中國的經濟運行機制已經同計劃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同了，也和改革30年中的經濟轉軌過程不同了，中國經濟運行已經全面進入到市場化運行軌道，所以宏觀調控也應該進行相應轉軌。比如市場經濟中的周期性波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分析大體是四個階段，即蕭條、復蘇、繁榮與危機。然而如果我們還用這個周期標準來判斷未來的經濟走勢，在宏觀調控工具箱中準備的都是反過熱政策，就會犯大的錯誤。因為目前無論生產資料還是消費品，都已經處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過于求的狀態了，后面即將出現的是生產能力的集中釋放，是投資需求的明顯回落。也就是說,目前所處的階段是經濟的繁榮期，后面緊跟著的決不是過熱階段，而是產品全面過剩階段。對宏觀調控來說，應當準備應付的也不是過熱，而是“過剩”了。

　　但是，宏觀調控在中國的具體國情與經濟制度條件下應當怎樣應付過剩的沖擊，這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因為改革前30年我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景，在改革以來的30年中也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時代背景，是否可以使我們更有條件從容應對，西方市場國家在以往200年中所經歷的生產過剩危機在今天的中國是否會變形，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但只要我們深刻了認識了中國宏觀調控的背景已經發生了改變，對新的經濟運行周期有一個新的、基本的認識，宏觀調控的大體方向就不會出錯。

　　需要轉變的原因之二，是調控對象不同了。

　　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國有企業是生產和投資活動的主體。所以在傳統體制下，國家實施經濟調控的對象是國有企業， 但是隨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90年代下半期進入到產權改革階段以來，中國的經濟活動主體發生了深刻變化，到今年上半年，非國有企業在投資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80.9%，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82.9%了。

　　經濟活動主體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帶來宏觀調控機制的變化，使政府對國家經濟活動的調節從傳統計劃中的以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但當這種轉變已經到來的時候，人們的思維方式轉換卻并沒有同步發生，主要表現在仍然相信政府對經濟活動具有主導力量，可以決定經濟周期的長短和操縱經濟運行的冷熱方向。

　　西方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的長期歷史經驗說明，政府只能在順應經濟運行基本方向的基礎上抑制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防止過冷或過熱，但是卻不可能改變經濟向下或向上運行的基本趨勢。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活動所施加的影響力，在千萬個企業追求利潤的強烈動機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業的調控政策會被順利接收，相反則會受到強烈抵制。這種情況在目前的中國經濟中也能看得到，比如自2005年以來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關于抑制

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實際結果是收效甚微，今年以來由于股市泡沫浮現，政府又對股市實施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但總是在很短時間內就被股市消化，所以有人針對這種情況說政府的宏觀調控是“越調控、越失控”。

　　西方宏觀調控的歷史經驗還說明，政府對約束經濟活動的過度擴張往往辦法比較多，因為政府可以通過手中所掌握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通過收緊信貸與提高稅率來改變企業對利潤的預期，但是對促進經濟走出低谷卻沒有太多辦法，因為政府不能指令企業多借款、多投資、多生產。這就是所謂的“政府只能抽緊繩子，卻不能推動繩子”。我們在中國經濟運行中也已經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了。例如前幾年為了啟動內需，曾經大量使用擴張型財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導投資甚至達到當年新增投資額的90%，但是仍沒有實現經濟的啟動，原因就是當時還沒有汽車、住宅等拉動本輪經濟增長的新需求亮點，企業不愿意增加投資。

　　我這么說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糾正那種直到今天仍認為政府無所不能的錯誤認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已經需要重新審視政府對經濟的影響能力了，只有把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擺到一個正確位置，才能實施對中國經濟的有效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對象的變化，也應包括宏觀調控領域的變化。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與以往政府管理經濟的范圍完全不同的新領域，包括股市、債市、期貨和房地產市場，以及銀行間的貨幣和外匯市場等，這些領域的出現，使政府的宏觀調控增加了許多新內容、新因素，所必須兼顧的目標就更多了。由于這些目標之間的關系有時很復雜，有些是短期變量，有些是長期變量，這就迫使宏觀調控部門必須在看清楚這些經濟變量關系的基礎上，在多目標中經常進行有取有舍的選擇。例如政府對股市的調控目前是使用了利率和稅率等手段，但效果并不明顯，主要原因就是股市狂飆賭的并不是利率和稅率這些經濟變量，而是龐大的貨幣剩余，只要貨幣流動性過剩這個基本情況沒有發生改變，投資于股市的人就有理由相信流入股市的資金只能會更多，股指就會繼續上揚，在這個背景下，使用利率和稅率手段調控股市的做法就會失效。再比如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儲蓄過剩和投資過大，又引來貿易順差和貨幣流動性過剩等問題。我們現在是在抑制過剩產能、縮減貿易順差和控制流動性過剩等方面同時下手，但在源頭問題不解決的時候，這些調控措施就都是“揚湯止沸”。然而收入分配機制是一個由于制度所決定的長期變量，不是短期內可以調整好的，所以如果把保經濟增長作為短期經濟運行的首要目標，順差擴大與貨幣過剩以及資產價格上漲就是保增長所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前提條件。

　　所以必須進行有取有舍的選擇。如果把經濟運行中的問題都當作需要必須解決的麻煩，分不清那些是必須要保的目標，那些是選擇了這個目標后所必須支付的代價，在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和各分目標之間就不可能做到“綱舉目張”，政出多門、朝令夕改的“打亂仗”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需要轉變的原因之三，是宏觀調控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

　　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深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這使得中國的宏觀調控不可能關起門來進行，而是必須考慮到世界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

　　說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必須在高度開放條件下轉軌，是因為直到目前我們似乎還沒有真正意識到宏觀調控中許多變量和工具，已經不是我們可以僅根據國內經濟發展需要隨意改變和使用的了。比如，貨幣供給量一向是中國貨幣管理部門根據本國的經濟增長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時代由于中國取得了巨大的貿易優勢，出口增長長期超過進口增長，由此引來了貿易順差和國際熱錢所形成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從而導致在外匯占款項下基礎貨幣的被動式投放。2003年外匯占款項下所形成的貨幣投放，第一次與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供給量相等，到去年則已相當于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供給量的3倍了，從這點來說，中國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的同時，貨幣政策卻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獨立性，即基礎貨幣的增長不是依據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數量安排的，而是被動地由外匯流入量所決定的。

　　中國的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更集中地表現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貿易順差引來了巨額國際熱錢投機于人民幣升值，但熱錢也有成本，就是熱錢所屬幣種的貸款利率水平，所以熱錢的收益等于人民幣升值幅度加人民幣存款利率再減掉熱錢所屬幣種利率后的差額。換言之，人民幣的利率水平越高，國際熱錢的投機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來是為了抑制貨幣需求，但是人民幣利率越高，熱錢的投機風險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應導致中國央行從外匯占款項下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加，因此加息的結果反而變成了造成貨幣供給增多的因素，正是因為這種情況，中國的利率政策就失去了獨立性。

　　利率政策一向被認為是政府進行宏觀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時代由于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變動對宏觀需求的影響力在中國發生了逆轉，從未來趨勢看，由于利率政策將越來越難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國特定歷史階段的宏觀調控手段使用中，將會越來越被“邊緣化”。使用正回購手段對沖，由于央行手里的債券等對沖工具數量終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對沖由于央行必須有借有還，必然導致央票越發越多，也不是長久之計，那么是否在中國會出現世界各國前所未有的高存款準備金率呢？如果是這樣又會有什么問題？還有沒有其他好辦法？這些問題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條件的長期變化，從現在起就開始認真研究，尋找到新的宏觀調控辦法。

　　進一步分析，中國的貨幣流動性過剩與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不能獨立，可能是一個長期的事情。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主要是承接了發達國家消費類產業的轉移，由于發展中國家至今仍具有相比于發達國家低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內的相對要素價格增長率，拉平這個差距恐怕還要20～30年，所以發達國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也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動力所在。而在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結構中，消費類產業只占1/3~1/4，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制造業中的主體到目前還基本沒有向發展中國家移 動，從中國的貿易結構看，雖然中國的機電產品貿易從2001年開始就出現了持續的貿易順差，但直到當前還是在大量從發達國家進口高端的技術裝備，而

化工產品直到目前也還是貿易逆差，說明中國目前還是在制造業技術水平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也是發達國家的重工業難以向中國大規模轉移的原因。但是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中國的制造業裝備水平通過引進和自主創新，已經開始迎頭趕了上來，用不了太長時間，我們就會看到一個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重化工產業的高潮，中國也將逐步成為向世界提供汽車、飛機、成套高端工業技術裝備和化工產品等重工產品的大國。所以，隨著新全球化過程的深入，更大的國際產業轉移浪潮還在后面，而隨著這個浪潮的興起，中國的貿易順差會增長得比目前更迅速。所以，除非中國不愿意接受這個新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否則由貿易順差與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引來的相關熱錢的增加，就會在未來長期內使貨幣流動性過剩成為常態，這是中國為了獲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須支付的成本或代價。當然我們也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的智慧，在新時代創造出與之相對應的新宏觀調控理論與方法，但前提是宏觀調控的思維與方法應該轉變。

　　說宏觀調控思維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外部環境而改變，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國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優勢，去主動影響國際經濟波動，以形成有利于中國的短期與長期態勢。但在這方面，我們似乎還未破題。這也顯出了宏觀調控思維轉變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