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從1978年改革以來，我們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進步。我想，這個進步就是制度變革的作用。我們一步一步在用好的制度代替不好的制度，我相信，這個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我們的制度會變得越來越好。

　　什么是好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好制度和壞制度區分的標準在哪里？

　　我認為，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在基本權利的范圍內，任何個人的權利都應該同樣地得到承認和保護。所以，在基本權利的范圍內，我們不能通過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來實現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則就是不平等。

　　我們常說的少數人的利益要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這是錯誤的，沒有道理的。不能讓他們為多數人而犧牲。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的話，聽起來好像講得通。這往往是因為自己屬于多數，不需要自己作出犧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護少數人，說不定多數中的人，在另外一種分類時忽然變成了少數；在某種情況下自己屬于多數，換了一種情況就可能變成少數。不能因為是少數，利益就可以隨便被侵犯。解放以來的歷次運動都說是打倒一小撮，保護大多數。大家把自己列為大多數之中，沒想到，斗來斗去，最后全都變成了那一小撮。少數服從多數，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權利的范圍內可以行得通。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必須盡量照顧到這少數人的利益。在基本權利的范圍內，任何個人的權利都應該同樣地得到承認和保護。比如我們沒有理由用舉手表決的方法，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也不能因為民憤極大而將某人處死。這些行為只有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實施。

　　按照上面的這個區分標準，我們可以看到

經濟適用房政策就是個不好的制度。因為它不平等，有些人可以買，有些人不能買。雖然給買經濟適用房的人制定了各種限制條件，但是很多有錢的人卻在里面鉆空子，用低于市場上

商品房的價格購買，而不能鉆空子的人只好去買高價的商品房。即使嚴格執行標準，沒有人鉆空子，那么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的人也并不是真正貧困得需要幫助的人，因為至少他還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當然，他可能買不起市場上的商品房，但是暫時買不起他還可以租房，等有錢了再去買商品房。現在政府又推出“限價房”，這個政策也不太好，和經濟適用房是一樣的道理。我這樣說，和我們“居者有其屋”的提法并不矛盾。“居者有其屋”的意思是大家都有房子住，但并不是說每個人都有產權。你買不起房，政府可以幫助你，給你建廉租房。

　　如何建立起好的制度？

　　好制度的標準不難理解，但是要建立一套好制度卻并不是那么容易。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會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制度的過程就是一個各方利益博弈的過程，而任何一方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別人利益之上從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沖動。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須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過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達，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駕于別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權、直到取消特權。

　　所以，改革的過程必定是充滿困難的。而我們欣慰的看到，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我們是一直往前進的。

　　從2005年以來，出現了一股反思改革的熱潮。大家對改革不滿意有各種原因。現在40歲以下、30歲以下的人，很多對改革以前的狀況還很不了解，所以就很容易否定改革的成果。我是經歷過那種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吃不上肉，每個月給你半斤肉票；北方一半以上的人都吃的是粗糧，只有過年過節的時候才能吃點白米白面。現在還有人挨餓嗎？吃的問題是徹底解決了，雖然還有一兩千萬的貧困人口，但是他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們只是缺錢用罷了。這樣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

　　應該承認，我們現在有現在的問題，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走回頭路，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繼續堅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權，而不是取消市場，因為我們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辦法。在市場經濟下，雖然會有人貧困，但是窮人可以變富人，現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過去的窮人變過來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有機會創造財富、走向富裕。市場經濟是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容易造成貧富差距過大。但是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一小部分貧困的群體，政府可以幫助、扶持他們，比如資助他們上學、看病、建廉租房、發放小額貸款等等。

　　舉個例子，勞動力價格在過去的十多年，一直在低點徘徊。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樣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個月掙不到1000塊錢。但這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老板壓榨工人的問題。因為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有大量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供求關系就決定了價格漲不上去。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隨著未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改變，勞動力的價格肯定會漲上去。現在其實已經有這個苗頭，我估計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就會改變過來。

　　所以，我們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一個穩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為治理一個國家是很復雜的，必需有精通相關問題的專家來治理，沒有文化的人、素質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擔負起這個責任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會把社會引向混亂甚至是崩潰的邊緣。但是精英必須要考慮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要讓精英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考慮，同樣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設計，這個制度就是民主。

　　如何幫助窮人？

　　改革至今，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容忽視。我們要改變現在貧富差距拉大的現狀，到底應該怎么辦？是不是鼓動窮人起來反對富人？或者剝奪富人的財產分配給窮人呢？

　　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現象，我認為是很不好的。這種現象就是：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另一方面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為窮人說話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贊同。窮人是弱勢群體，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哪怕說錯了，也不用擔心。因為立場不錯，頂多是技術性錯誤。說話的人考慮自己的社會影響和對自己的輿論評價，為窮人說話是不會出問題的。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立場錯了一切都錯。誰敢犯錯立場性的錯誤去為富人說話呢。所以都站在保險的立場上為窮人說話。

　　為富人說話則不同。由于大眾受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灌輸，富人被認為是剝削者。為剝削者說話當然錯了。所以話還沒有說，立場先已經錯了。誰會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為富人做事是有酬勞的，所以大多數人愿意為富人做事。而為窮人做事很難有酬勞，所以為窮人做事的人比較少。于是結果是許多人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很少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這樣一個社會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問題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先要說明，我這里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我愿意為這樣的富人說話，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個人得到他們什么好處，而是考慮全社會的利益。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會上有了一些富人就變成眾矢之的，就被剝奪，被侵犯。其結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窮人國。誰也不敢變成富人。萬一變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連子女都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入黨。九億人口彼此監督，不讓任何一個人變富。幸虧鄧小平提出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才打破了僵局。現在許多人批評鄧小平這個政策，是不明白當時的背景。我們要讓全國人民最后都變成富人，目前如果我們沒有齊步變富的辦法，只好先讓一部分人致富。我們正在走上這條路。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

　　我為富人說話，遭到猛烈的批評。有這么多人反對保護富人，我更覺得有保護富人的必要。因為的確有一批人準備打倒富人，再次剝奪他們。這批人反對為富人說話，反對保護富人。所以罵我為富人說話的做法。當然，我不僅僅為富人說話，我同樣也為窮人說話。不過正如前面所說，為窮人說話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為富人說話。其實，我為富人說話不僅僅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永遠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除非自己現在是窮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變成富人之后再來保護富人。這對某一個人來講的確很理想，但是對全社會來講是沒法執行的。唯一的辦法是富人窮人同樣保護。這就是人權。

　　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

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可是這樣的人還遠遠不夠。

　　我也贊成為窮人說話，他們的權利也需要保護。但是我反對為了討好輿論，嘩眾取寵，說的話最終對窮人不利。比如鼓動窮人反對富人，宣傳富人有罪，宣稱窮人和富人勢不兩立，制造剝奪富人的理論。毛澤東為了解放窮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創造了一個窮人國。窮人并沒有變富，反而更窮了。倒是改革以后由于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做到了兩億人口脫貧。這是世界銀行客觀的研究報告，沒有人能夠否定。可惜的是至今還有許多人執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論。

　　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這些問題一時難于搞清楚，但是有一點應該是清楚的。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亂，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人與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樣的保護。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