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翻兩番是一場承前啟后的攻堅戰

　　一個經濟學家眼中的十七大

　　劉 偉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是GDP計劃中首次使用“人均”的概念。

　　經過近29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自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中，我國經濟增長率年均達到9.6%，特別是中共十六大以來，年均增長率更是達到10.4%，從而使得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貧困社會，超越溫飽，進入了初步小康。按匯率法計算到2006年GDP總量達到26400多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達到2010美元，從2003年的世界第132位上升為第129位，與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從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的赤貧水平，上升為超越當代下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1900美元左右)。

　　問題在于，戰后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臺灣等，同樣也曾有過二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日本更是曾經保持過29年之久的高速增長，韓國也曾有過26年的持續高速增長，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后，都收獲了一個重要的發展結果，即實現了以工業化為內容的現代化目標，并同時在發展空間上實現了城市化，在發展機制上實現了市場化。

　　我國則不然，在經過近29年的高速增長后，距離當代新興工業化和城市化標準尚有很大距離。這一方面是一個“壞”問題，即人們可以據此懷疑我國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的發展質量，盡管這中間存在一系列客觀因素，如中國人口多，尤其是農業人口多，受教育水平較低，人力資本投入不足，二元經濟特征典型等等。因而實現工業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動力和解決的困難更大，所需要的歷史時間也更持久。但是，在這一看似“壞”問題的背后，包含著一個“好”問題，既然經過二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尚未完成工業化，那么表明我國還能繼續高速增長。

　　因為，一個進入工業化加速，進入向重工、重

化工階段轉變，但工業化尚未完成的社會經濟，不可能出現長期衰退。在工業化加速時期的國民經濟中的投資需求客觀上會持續高漲，對于仍享有巨大人口紅利的我國消費需求無論是總量還是結構上都進入了迅速提升和改變的時期，在開放度和全球化迅速加快的條件下，我國的出口需求增長趨勢十分明朗。據初步估算，總需求這三方面(投資、消費、出口)的增長拉動

中國經濟增長，在中國工業化完成之前，年均在7%-9%之間。不必達到9%的上限，只要達到7.16%的水平，假定其他條件沒有負面的大的變化，那么，到第11個五年計劃完成，即2010年，我國人均GDP(按不變價計)將比2000年的水平增長1倍，從而使我國人均水平由目前中下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上升為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比2000年增長4倍，即翻兩番，達到當代世界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成為全面小康的社會；到2030年，我國人均GDP將比2000年增長10倍，達到當代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成為當代新興工業化國家。也就是說，我國以工業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和城市化目標，若以這種速度持續增長，大體上在2030年實現。

　　如果說2010年實現比2000年人均GDP增長一倍的目標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晰和現實，那么，實現203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目標，關鍵便在于2020年實現人均GDP翻兩番，即成為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的社會。因為實現翻兩番的目標，既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目標的不可逾越的階段，又是其重要的基礎，同時也是困難最大、矛盾最為復雜、機遇最為生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一方面是總量擴張速度最為迅猛的時期，一系列與急速擴張相聯系的經濟總量失衡凸現出來，另一方面是結構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一系列結構性失衡會更為深刻。

　　就經濟條件而言，要把這種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到2020年人均GDP翻兩番的可能性變為現實，重要的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使經濟增長更大程度上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高，否則，效率若無改變，以我國目前GDP占全球比重5.5%左右，但同時，消耗的石油、電力、銅、鋁、鋼等分別為世界年消耗量的8%、10%、19%、20%、37%的水平，若人均GDP水平成倍增長至翻兩番，那么，別的不說，僅資源條件就無法支持。

　　制度重于技術，轉變增長方式首先要技術創新，但技術創新需要制度創新的支持，而在我國現階段的制度創新，根本在于堅持改革開放，在于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鼓勵競爭，以提高效率。但鼓勵競爭提高效率面臨的重要命題是如何處理收入分配中的公平與效率的相互關系，如果片面鼓勵競爭勢必擴大差距，特別是擴大事實上的差距，差距過大，不僅有損公平目標，也會從根本上損害效率。當然如果片面強調差距縮小，甚至強調平均主義，則既無效率也無公平。這就需要協調公平與效率的相互關系，在鼓勵競爭提高效率的同時，使公平程度不斷提高，從而為建設和諧社會創造基礎。

　　(作者為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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