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爭鳴】

　　-在國際經濟交往中，順差國是處于被動和不利地位的，逆差國往往握有主動權。

　　-美國想得到的，就是中國的市場、貨幣、資產。這可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現實的利益。

　　-美國手中的牌，就是它的逆差國地位，還包括它的金融。

　　-中國需要什么？中國作為順差國，就是要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夠被對方接受。

　　宋泓：

　　從美國的角度來講，它現有的手段基本上都用出來了。在匯率問題上，雖然在WTO里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機制來幫助美國實施目的，但是它通過國會來施加壓力。而在WTO體系內，它則應用反傾銷、特保條例、投訴等手段。最新實施的就是反補貼，甚至不惜改變以前的規則來專門為中國做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調整，這都是成體系的動作。在這個過程中，國會和政府之間看起來在爭吵，實際在配合。

　　從中國方面來講，希望通過高技術產品進口來緩解不平衡，但是根本上來講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逆差比較大，高技術產品的進口再多也不能平衡。而中國經常采用的一招就是大宗產品采購，其實很多是本來就要買的，集中一起購買，只是擺一種姿態，沒有太多的意義。

　　丁志杰：

　　談中美雙方的立場時，首先要清楚一點：在國際經濟交往中，順差國處于被動和不利地位，逆差國往往握有主動權。

　　美國作為逆差國，最想得到什么呢？那就是中國的市場、貨幣、資產。這可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現實的利益。而美國手中的牌，就是它的逆差國地位以及它的金融市場。

　　中國作為順差國需要什么？就是要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夠被對方接受。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擴大平衡不了貿易，中國也不可能從美國拿到真正的高技術。為此，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把中美經濟交鋒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通過不斷的交鋒、摩擦，獲得和我們國家經濟實力相稱的國際話語權，確立一個新的世界格局。而且，中國也能夠代表很多的發展中國家利益去做這些事情。這才是最重要的。

　　為此，中國有5張牌可打：第一，要學會對美國人說不，不能一味退讓或被動應付。第二，聯合整個亞洲的力量。實際上，目前貿易順差在中國，但大部分利益卻在他國，我們應該聯合亞洲力量去共同抗衡美國，增加談判的砝碼。這一次東盟10+3 財長會議已共同對游資發出強硬聲音，這是很有必要的。第三，打

匯率牌。過去，這是美國人打的牌，我們也可以用。但是一定不要因為外部的壓力去動，而是著眼于中國經濟的需要。

　　我認為，在匯率問題上還可以更積極一些。

　　最后兩張牌就是大宗商品采購和市場開放，這兩個都是很現實的利益。從戰略角度去考慮，要通過這兩個利益的讓予實現“利益捆綁”，包括在美國形成一個親華集團，緩解美國國內對中國的壓力。

　　王信：

　　從總體判斷，由于中美雙方各方面的經濟聯系都非常密切，因此爆發大沖突的可能性很小。最可能的結果是，中國做出更大讓步。當然從好的方面看，外部壓力轉化為加快改革和擴大開放的動力，反而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從中方來看，手中好牌不多，但也能做一定的工作。首先，從大的策略方面講，不應該在對話前后有比較明顯的讓步，這很容易給人留下中國屈服于美國壓力的印象。比如說大宗采購，我個人認為這種做法并不好。因為這不是一個市場化的做法，政府色彩很強。其次，我很同意剛才大家談到的，即要一致對外。特別是政府部門之間的配合非常必要。我們也可以適當向美國學習，政府部門以外保持有不同聲音，比如說民間組織、學術界等等，再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出不同的牌，第三，應適當加強輿論引導，在國內凝聚改革開放的共識。在中美較量過程中，因為兩國的實力相差比較大，雖然我們也要據理力爭、認真應對，但是根本出路還是要加快改革開放，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強。

　　丁志杰：

　　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即美國可能利用學者來為其游說。比如，斯蒂芬·羅奇是最有影響力的機構經濟學家之一，但是他首先是一個美國人，因此我認為他具有雙面性。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在聽證會上替中國政府說話，另一方面他也在為美國爭取利益。

　　比如2006年3月21日美國議員舒默訪問北京，同時羅奇也來了。他當時單獨召開記者招待會，說中國一定要注意到美國國內民眾的聲音，以及來自國會的壓力。還說舒默的這個提案在美國一定會被通過，所以中國政府應該考慮做出一些讓步等等。我認為，美國政府也在利用他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來獲得一些利益。

　　沈明高：

　　中美雙方的基本立場是比較接近的，主要分歧不在改革的方向而在于改革的步伐。為了促使中國加快改革步伐，美國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通過加強中美之間的戰略對話，爭取達成共識。這是美國方面的主戰略。因為美國朝野事實上已經認識到，溝通比單純施壓的效果更好。另一方面，美國也不會放過利用國內漸起的反自由貿易聲浪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加快

人民幣升值的速度。面對來自民主黨主導的國會的壓力，美國政府一定會利用反傾銷、反補貼和WTO規則等與中國討價還價。從中國方面來講，也有自己的時間表。

　　首先，無論是市場開放、

知識產權保護和人民幣升值，都將是漸進式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防止政策突變給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性。其次，中國的改革也面臨一些制約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就業壓力。據估計，中國每年需要創造1000萬個新就業機會，只有中國經濟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才有可能達成這樣的目標。也就是說，實現充分就業是中國的最大利益。第三，中國的市場基礎設施還很不健全，而培育市場機制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中國更愿意采取邊培育市場機制邊改革和開放的策略。

　　總之，中美之間合則兩利。通過談判和溝通來解決雙方的分歧遠比貿易戰的成本為低。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雙方可能會繼續保持對對方適當的壓力，但很可能是引而不發。

　　劉旭：

　　我認為，在中美經濟對話中，除了增進互信、建立渠道加強了解以外，還應該關心我們的企業和相關利益群體需要的是什么。舉個例子，盡管現在中國對美國出口那么多，但是我們真正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出口加工型企業大量的是加工、組裝企業，工人工資低，中國境內的環境又受到污染，這些都令人堪憂？因此我們在和美國談判的時候，應該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這其中有我們自身的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對外貿易的整個外銷渠道都掌握在別人手里。那么未來是否能在這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只滿足于對外出口了多少，而是設法掌握銷售渠道，這是整個產業鏈中附加值最高的一個環節。談判過程中可以更多的拿一些企業面臨的問題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