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和需要正確看待的五個問題

　　體制和發展向對外開放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需要制定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戰略

　　文/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王建

　　考察我國前28年的對外開放,在體制方面，主要是解決了沖破傳統體制束縛、促進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問題;今后25年在體制方面的任務，則是通過拓展外需，為理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分配矛盾爭取空間與時間。

　　在經濟發展方面，前28年的對外開放主要是為過剩勞動力尋找海外釋放空間和解決國內資本不足的問題;今后25年，則是為過剩商品和資本尋找海外釋放空間及解決國內資源不足的問題。

　　體制和發展向對外開放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需要制定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戰略。

　　至2030年，新對外開放主要戰略目標的設想

　　基于本課題組的研究，中國新對外開放戰略的基本框架如下:

　　(一)戰略重點。在經濟發展方面，重點是通過不斷擴大的出口規模，為國內的工業化建設換取必須的各類初級產品;在經濟體制方面，重點是在2015年以前，通過貿易順差的擴大吸納國內的過剩資本與生產能力，以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連續性與社會穩定，避免中國經濟出現大起大落。

　　(二)主要戰略目標。2030年，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0萬億美元，其中出口5萬億美元，進口5萬億美元，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8%。如果世界貿易額在未來25年內以年均7%速度增長，則2030年中國的貿易比重將接近20%。未來25年累計利用外資額為2.5萬億美元，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美元。2030年，在出口總額中，重化工業產品比重將超過75%，約比目前提升20個百分點，在進口總額中初級產品比重將上升到75%，約比目前提高53個百分點。

　　(三)戰略發展階段。未來15-20年將可能是發達國家重化工業轉移的高峰期，中國要為迎接發達國家重化工產業資本向中國的轉移以及重化工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做好準備。由于到2015年以前中國還不可能轉向貿易平衡，而仍具有擴大貿易順差的趨勢，中國政府在處理貿易摩擦和應對

　　新對外開放戰略需要具體化為許多相關的政策，正確看待一些重大問題對于制定出正確的政策至關重要。

　　(一)怎樣看待貿易依存度問題

　　2006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了37%。這樣高的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國的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目前只有德國的出口依存度超過了30%，日本和美國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時也不過16%，美國則從未超過12%，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經不應該繼續允許貿易依存度上升了。

　　如果未來2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為7.5%，貿易增長率平均為8%，則中國的貿易依存度肯定還會繼續上升，到2030年可能會上升到72%以上，這樣的戰略目標設計是否有問題呢？

　　當我們討論中國貿易依存度的時候必須注意一個新現象，就是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動力源的變化。20世紀60-80年代，東亞地區相繼出現經濟起飛的各經濟體，雖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長帶動工業化加速，但外資企業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如果不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了新的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形成了巨浪，中國也不會出現自90年代初以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長。因此，絕不能用所謂的歷史規律來硬套中國的現實，而是應該依據國際經濟環境已經深刻改變的客觀現實，來重新認識與設計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否則就會痛失促進中國加快工業化速度的最有利國際機遇。

　　(二)怎樣看待

　　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斷高漲，國內也有許多人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那么在新對外開放戰略中應當怎樣安排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呢？

　　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折算率，其基礎是兩國商品價格體系的比較，而各國商品的價格水平，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水平所決定的。由于冷戰使南北國家的經濟發展長期隔絕，由此形成了南北國家間高達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雖然冷戰結束后開啟了新的全球化時代，但土地與勞動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動，這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要素價格及其商品價格體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拉平，而是會在10-20多年內仍然存在著巨大落差，這個高達幾十倍的價格體系落差不是簡單地調整匯率就可以校正的。

　　國外經常以人民幣低估來作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但是從理論角度看，貨幣的對應物是商品，商品的價值不提升，貨幣的升值就沒有根據。

　　舉例來說，目前在中國，一畝土地用在農業生產方面，其價值只能以數百元計，若轉移到工、商業用途，其價值則會上升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是因為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工商業領域所獲得的產出價值，可以比農業高出幾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個勞動力如果從事農業生產，一年所創造的價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轉為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則可以創造出萬元以上的價值。所以，在工業化過程中，當大量生產要素從低報酬率的部門向高報酬率的部門轉移時，就會導致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普遍提升，從而抬高了本國貨幣所包含的價值，這就是本幣升值的依據，這也是為什么各工業化國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時候，本幣才會出現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中國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上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幣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觀中國，直到目前還有60%的農村人口，工業化剛剛進入到中期階段,若硬要脫離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通過本幣升值來提高本國的要素價值，這才真正是對人民幣的高估。

　　從發達國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幣升值也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在新的全球化時代，一種完全相同的產品可以在兩個存在著巨大價格落差的經濟體系中生產和采購，發達國家如果仍然把生產和采購放在國內，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并損失巨大的利潤，若放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和采購則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并獲得巨大利潤。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上升就會導致發達國家的利益損失，這是已經進行了產業資本轉移的發達國家企業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經從發展中國家進行大量采購和銷售中獲利的貿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雖然一直不斷，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結局仍然會是“雷聲大、雨點小”，并不是真想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來解決貿易平衡問題。

　　基于以上分析，在今后的長期內并不存在人民幣升值的真實壓力，所以，升值的過程還是要與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同步，具體說，就是要保持在真實換匯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三)怎樣看待

　　貿易順差擴大可能會增多國際投資流入，會不斷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如果在2015年以前，中國的年貿易順差額增加到3000億美元，年利用外資額平均達到1000億美元，則僅基于這兩個原因，未來1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就可能新增2.5萬億美元，加上目前的外匯儲備和部分“熱錢”流入，10年后外匯儲備規模可能會超過4萬億美元，這已經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匯儲備總額了。

　　在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動蕩不定的形勢下，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必然會招致極大的風險，因此必須從兩個方面考慮化解風險的辦法。

　　首先應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過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積累著越來越高的風險。外匯資產與其他資產的不同之處是，外匯是一種“平衡資產”，即對于國際主要貨幣來說，這種貨幣漲了，必然是另一種貨幣降了，所以只要貨幣儲備的籃子比較均衡，一般來說就可以避免貨幣匯率變動的損失。

　　另外，要盡快建立石油、貴金屬和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戰略儲備，并且鼓勵中國企業到境外大規模購買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性資源，例如油田和礦山等。

　　按照國際慣例，擁有大約相當于3個月進口的外匯儲備就可以了，擁有滿足6個月進口的外匯儲備已經足夠了。然而到今年3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相當于15個月的進口額，實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戰略資源的實物儲備規模——以石油來說，卻連國際公認標準的10%都不到，又實在是太小了。所以，盡快轉換中國儲備的形態，實在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四)怎樣看待要素成本上升與中國的競爭力問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進入新的經濟增長繁榮期，中國的各種生產要素價格水平都出現明顯上漲，這是否會使中國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喪失長期以來的競爭優勢呢？

　　從工資成本優勢看，中國還可以保持20多年。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二元結構特征直到今天仍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城鄉收入差距甚至比80年代有所強化，而徹底消除中國的二元結構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長時間。二元結構使中國在今后的長期內仍然會擁有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剩余，這樣就會對中國的工資水平形成長期的壓抑，從而使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保持著長期的工資成本競爭力。

　　中國的競爭優勢也產生于區域的二元結構，即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區域發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國地域遼闊，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在沿海地區要素價格上升后，企業還可以向內地要素價格低的廣闊區域轉移，一些小國則沒有這個條件。所以，相對于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沿海地區在要素價格上升推動下產業結構升級后，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向內地轉移，仍可以保持競爭優勢。

　　從產業競爭能力看，中國的競爭優勢更明顯。因為下一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會向重化工產業集中，而重工業的產業鏈條很長，發達國家只能首先轉移重工制造產業中某一個或某幾個生產環節，這需要接受轉移的國家必須具備良好重工業基礎和很強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質優秀的技術工人。以機器和運輸設備占全部制造業產出比重來比較幾個發展中大國，2001年，中國為32%，巴西和墨西哥為27%，印度只有19%;以當年該產業的產出規模比較，中國是墨西哥的4.5倍，是巴西的7.7倍，是印度的10倍還多;從制造業的工人人數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萬人以下，中國則超過了6000萬。所以，由于中國重工產業的發達程度明顯高出其他發展中國家，就必然會成為發達國家重工產業轉移的首選地。如果說在接受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還有一定的競爭力，在接受重工業轉移方面，這些國家的競爭劣勢就太明顯了。

　　重化工產業是高附加值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比較高，但由于重化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輕工業，所以，從工資占產值比重看，卻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國目前的制造業中，機電產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只比紡織和服裝產業部門高出20%-50%，但是人均產值卻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產業轉移成為主導潮流，工資水平的提高也不會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有太明顯的影響。

　　(五)對外開放的區域戰略問題

　　從戰略的角度看，對外開放不僅要有產業重點，還要有區域重點。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是首先選擇了廣東、福建兩省與四個經濟特區為突破口，再向全國逐步展開的。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新的對外開放戰略也需要選好區域的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發展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后續重點將是重工產業，這將會導致發展中國家承接的國際投資和出口增長都會向重工產業轉移。對中國來說，重工業基礎最發達，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東北三省，因此新對外開放戰略的區域重點應該選擇東北。

　　東北振興戰略提出以來，直到目前還沒有看出顯著效果。總結其原因，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外開放度沒有明顯提高，而中國28年的改革開放歷史證明，沒有對外開放的促進，經濟是不可能出現高速發展局面的。2000-2005年，全國進出口額對GDP的比率從39.6%上升到64.1%，同期東北三省從23%上升到3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而東北經濟發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則是當地特別強烈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其高度發達的重工業體系無法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融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工業是直接為住房、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服務的，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就需要與一個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對應，否則就沒有良好的發展空間。改革前30年，東北地區的重工業是為“準備打仗”服務的，可以不依托本地市場需求就獲得發展;但改革開放后，中國引入了市場機制，工業產出必須與市場需求相對稱，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與本地市場需求嚴重脫節的矛盾就開始突出了。

　　無論從重工業占工業產出的比重看，還是從城市化率看，東北地區都是全國最高的，但除了遼寧的人均GDP可以進入全國前八位之外，吉、黑兩省都處在全國的中位。由于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錯位，產出無法被當地的需求充分吸納，就只能走過去以全國市場需求拉動重工業增長的老路子。但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或是通過技術引進發展了本地的重工業，或是通過貿易獲得了國外先進的重工業產品，這樣就逐漸排擠了東北地區重工業產品的市場。故在東北地區，重工業受到外部市場限制，發展速度緩慢，而輕工業本來就不發達，產品市場也逐步被外地產品占領，經濟增長速度當然會長期落后。

　　東北振興之路還是要靠對外開放。在外部，發達國家重化工業的轉移浪潮正在興起;在內部，東北地區重工業的基礎是相對最好的。雖然東北地區的重工業缺乏本地市場，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卻可以靠外部國際市場對重化工業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也可以靠引入發達國家的重工產業資本轉移，來完成對本地區重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與升級，從而走出一條振興東北經濟的新路子。

　　東北地區通過對外開放實現新的振興，也將使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帶在沿海地區從南到北連成一片，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出現新的區域經濟格局。

　　另外，東北三省除遼寧有發達的出海口外，吉、黑兩省都不能直接出海，這是東北通過擴大開放實現經濟振興的重要障礙。從琿春地區打開吉、黑兩省出海通道的構想已經議論了多年，但進展不大。如果能把東北定為新對外開放戰略的重點地區，這個問題就必須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加緊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