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語錄：

　　應該把所有跟土地、規劃、建筑有關的官員的財產陽光化

　　求名求利，就做個經濟學家，但做評論能夠對社會更有用

　　如果你的意見不符合利益集團的時候，他會用各種方式攻擊你

　　最大的恐懼是擔心社會沒有一個讓大家自由自在發表言論的空間

　　房地產市場決定

　　本報記者：很多人都想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金融領域，為什么會對房地產這么感興趣？

　　易憲容：并不是對房地產感興趣，我幾年前就看到房地產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寫經濟評論，在關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怎么會不關注房地產呢，那么你在關注的時候，必然采用自己最熟悉的知識體系，比如金融。現在，有幾個不關注房地產的？我很早就告訴媒體，房地產很重要，它影響到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影響到很多行業的發展和變化，你要真的關注整個經濟的大勢，就一定要這樣做，否則你不知道中國經濟要走到哪里。

　　幾個外國朋友問我未來中國經濟怎么樣？我告訴他們，未來中國經濟還是以房地產市場發展最為重要，房地產市場的變化決定了中國經濟的軌道，如果房地產行業還是目前的狀態，未來中國經濟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現在房價有泡沫。

　　本報記者：你一直預測房價要跌，但現實是房價一直在漲，這是什么原因？

　　易憲容：我過去從來沒預測過房價要跌，我所說的是房價應該在什么情況下，才有投資價值,消費者也才有能力購買，我們這個市場才是一個健康持續發展的市場，他們就用報紙做成大標題說我預測房價。哪里有大漲哪里就有大跌，房價應該在什么時候跌是不確定的。對此,一般民眾聽了沒關系，但傳到房地產開發商那里問題就來了，他們說你預測的不準，所以你說的話沒什么用，你預測其他東西都不準，都是假的，最后告訴民眾不要聽。他們肯定會這樣宣傳，因為我每講一點東西都會打這個市場不足的要害。

　　為什么房價一調控就上漲？這關鍵還是我們政府對房地產市場定位不準，既把它當成一個消費品，又把他當成一個投資品。如果是消費品就出臺消費品的政策，是投資品就出臺投資品的政策。而實際是，我們各個地方與部門根據需要不同對房地產做不同解釋，比如，國家統計局或地方政府要提高GDP，需要推高房價的時候，房地產就是投資品，因為投資品與民眾的消費沒關系；但要擴大內需的時候，又是消費品了，認為投資過熱沒關系，因為得解決廣大民眾住房問題，所以，把住房貸款利息降得很低，說是為老百姓服務。于是，投資人用很低的代價炒作房地產，房價還不炒到天上去。

　　本報記者：最近你一直呼吁出臺《住宅法》你希望這個法解決什么問題？

　　易憲容：美國的《住宅法》第一句話就規定得清清楚楚：“房地產市場要生產安全舒適，絕大多數居民都有能力購買的住房。”如果絕大多數人有能力購買，房價就應該很低。我們是國有土地，有些地方政府現在拚命把價格抬高，把未來幾十年的東西提前賣出去，提前幾十年把財富消耗了，房地產商其實是借著政府這種方式賺大錢。

　　政府提出廉租屋，在國外，住上廉租屋的才3-4%，是沒有收入的老人、病人等。如果我們10%的人進到廉租屋，剩下的還是絕大多數人買不起房。這是房地產開發商在轉移視線。把房價過高的責任轉移到政府身上。

　　我始終在問這個問題，絕大多數居民有沒有能力買房子，如果大家覺得不貴，那房價還可以上升，否則就不對。所以我把這些最簡單的道理告訴民眾，房地產開發商覺得把他們基本的獲利方式告訴了大家，他們就千方百計攻擊我。

　　本報記者：是否存在這樣的情況，很多人聽了你的預測沒有買房，后來發現自己更買不起房了？

　　易憲容：民眾和媒體都希望能有一個比較好的房價，這可以理解。市場經濟有一個基本概念叫分散化決策，每一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信息來決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即使我說過這個話，你也不能由于我說了以后，就不買房，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情況、自己所獲得的信息來決策，而不是聽別人說什么或不說什么，這才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所在，假定我沒說過這話，那你就要分析房地產開發商為什么炒作這樣的事情。民眾一定要記得一條，在市場經濟中，不能聽誰講該做什么，不做什么。我希望民眾通過我對房地產市場的分析找到更多可選擇的方式，并不是我告訴你去怎么做或不做什么，因為市場的價格永遠在變，個人情況只有自己最知道。

　　本報記者：你說房地產的利潤有40%是官商勾結的成本，也提出了查處的方法，但你認為能推行下去嗎？

　　易憲容：應該把所有跟土地、規劃、建筑有關的官員的財產陽光化，如果他的正常工資收入5萬，財產卻有500萬，你就得說清楚這些錢如何來的，說不清楚就有問題。如果有權利的官員財富陽光化，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時誰還敢貪污？但既得利益者不愿意那樣做。對于打擊貪污，政府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少時候都在做表面文章。早幾年沒有多少東西可交易，現在土地交易就不一樣了，上來就可能幾千萬，而且相當隱蔽。這還不讓人去錢權交易。

　　本報記者：王石說房地產有泡沫，他是房地產商第一個出來說這話的，你怎么評價？

　　易憲容：王石已經做得比較好了，而且，他目前已經超越了房地產市場，能夠看出來這里面有很多問題，如果他在房地產那個圈子里，永遠會鼓吹房價漲，有的人還說漲10年，我認為只是說說而已。

　　本報記者：未來的房價走勢會怎樣？

　　易憲容：還是看政府政策如何界定，如果政府還是現在這種政策，房價會象現在這樣往上走，如果政府對市場有個清楚定位，情況會不一樣。你要知道永遠沒有只漲不跌的市場，也沒有只跌不漲的市場。

　　本報記者：目前，社會對小產權房爭議很大，有人認為其沒有存在的合理性，你怎么看？

　　易憲容：小產權房和我們現行法律是不相容的，但我們要想一想，為什么小產權房這么盛行，這證明我們法律本身有問題，不能只是說小產權房有問題，應該看到，這個小產權房出現以后對誰最有利。如果對買不起高價房的百姓有利，政府應該修改現行法律。如果我們商品房的價格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小產權房會出現嗎？如果政府生產一些中低端產品，小產權房的利潤變得很低，開發商自己也就不做了。政府一定要維護民眾的利益，妥善處理小產權房。

　　本報記者：作為一個金融學者，你也非常關注股市，近期股市震蕩較大，你對后市有什么預測？

　　易憲容：我們的股市現在沒有一個健全的法律體系，證券市場的基礎性制度跟國外不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股市快速發展，就容易成為一個瘋狂炒作的股市，必須慢慢地先把股市的基礎性制度建立起來，政府必須有明確的思想，讓基礎性制度慢慢成長，否則會出現一個比房地產還危險的狀況。別看大家都在賺錢，股市看上去是一架提款機，但是中小投資者仍然面對很大的風險，尤其是5.29以后，風險更高了。

　　經濟學家應該立足民生

　　本報記者：你曾被媒體評為“百姓最信賴的學者”，對此你的感受是什么？

　　易憲容：這個不重要，他們認不認可是一回事，我人生座右銘是“無名、無利、無功”。如果我在乎名利，98年在香港時，我會好好做幾篇學術論文，好好寫一點學術專著，學術是最簡單的東西，只要你花功夫就能夠做好。但財經評論不一樣，你沒有很好的積累，沒有長期的磨練是寫不好的，為什么我的文章有影響，人們都要看，問題是自己經過很長時間的磨練，同樣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很平實的語言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角度。

　　本報記者：你心目中欣賞的經濟學家是什么類型？

　　易憲容：我欣賞的知識分子要具備三個條件，一定的專業知識，基本的道德良知，要有批判精神，這是現代社會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標準，但我們國家很多知識分子專業知識還可以，后兩種東西比較缺。經濟學家應該立足民生，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知識應該能夠為我們大眾服務，象張五常教授那樣。

　　本報記者：很多人在說中國的經濟學家不少是各種利益的代言人，你怎么評價你的同行？

　　易憲容：我們要把知識分子做一個限定，他到底是公共知識分子，還是專業知識分子，還是機構知識分子。比如你為企業服務，也沒什么不可，但你要告訴大眾我在為企業服務，如果你是政府的經濟學家，你也要明確。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為企業代言的時候說是為大眾服務的，我認為我們一定要有職業道德。

　　對于經濟學家，我不想說太多，只要他們達到我剛才說的那一條，絕不可以含糊，但現在給自己一個清楚界定的人還不是太多。

　　本報記者：97年你受邀去香港，師從張五常教授，談談在香港做研究的感受。

　　易憲容：張教授天分很高，做什么都很成功。

　　那時候我寫信給他，說想去香港做研究，張教授很歡迎。第一次見到他，他說“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大概一星期講一次課，你想聽就聽，不聽也沒關系。隨你便。”他給了我充分的自由。我把他的書讀了很多遍，聽了很多他的課。

　　香港信報老板林行止也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天天看書，天天寫文章，他用很簡單的語言把經濟現象解讀出來。跟那么多大家一起交流，了解他們的生活，看看香港的變化，就在那時候我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當時想，如果你求名求利，就做個經濟學家，但做評論能夠對社會更有用。

　　本報記者：張五常教授很率真，你也應該算是一個敢言的經濟學家，是受他影響嗎？

　　易憲容：香港和美國的社會都很寬松，所以在那樣的環境里，張教授那種講話的方式很普遍。我回來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別人會感覺你講話比較多一點，環境有點差異，但在那邊生活了三年，思維方式、觀念肯定會不一樣了。

　　本報記者：香港的學術環境和薪酬水平都好于內地，為什么要考慮回來呢？

　　易憲容：我在香港過得特別舒服，那時，在香港一個月工資相當與國內大學教授一年的工資。但中國社會變化那么快，總有一天需要我們做點事情，你自己過得那么好，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父母、老師幫助下成長起來的，我們每成長一步都離不開別人的幫助。當我們成長之后，他們并不需要我們做什么，但我們應該幫助那些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只有這樣一代代傳承下去，我們社會才能往前走。

　　而且對于中國，我早就預期到有大的變化，就回來做一點事情。

　　本報記者：現在，你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經濟學家，面對外界的褒貶，你想保持一種怎樣的心態？

　　易憲容：外界對我的褒貶不重要，只要我內心有一個基本的理念就可以了。現在的社會是利益分化的社會，如果你的意見不符合利益集團的時候，他會用各種方式攻擊你，甚至制造一些麻煩，我已經把他們所認為的很重要的功名利都放到一邊去了，還能有多少麻煩？所以他們說什么不是太重要。

　　最得意的事情：改做經濟評論

　　本報記者：回顧一下過去，你覺得自己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難的階段是什么時候？

　　易憲容：最得意的是我98年由純粹的學術研究向經濟評論來轉變，這是我對社會認識、對人生定位的一個重大改變。

　　當時，我已經看到社會發展的大勢，需要更多的人來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問題做個基本的解釋和分析，讓民眾對社會現實的變化有更多的了解。通過比較通俗的語言和大眾化的方式來普及經濟學，對經濟現象做一些解釋，我覺得很有意義。現在，我發現已經有很多人在做了。

　　剛開始是一個月寫兩三篇，后來一個星期寫一篇，越寫越多，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到現在10年了，現在天天寫，學術也做，目的是為經濟評論提供理論依據和思想框架。

　　最困難、也讓我刻骨銘心的時候是文化大革命我父親被打成“黑五類”。我父親是老革命、離休干部，最初工資很高，后來被揪出來，工資停發，趕回農村，我們所有家具就是三個板車，弟弟妹妹坐在板車上，我自己走，走了20多里路。到了老家，親戚也不理我們了，但村民還是送菜過來，接濟我們。一家七八口就只剩下10元錢。在農村的第一個月就是靠村民一點一點接濟生活過來的。后來我就跟著別人學種地，那是我最黑暗的時候。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轉折點應該是考上大學。父母被打成“黑五類”后，我就停止上學，小學畢業就跟著父親回到農村，不久就參加了工作。但我喜歡讀書，在鄉下那一年多，把《毛澤東選集》背得特別熟。工作這10多年，也一直不停地看書，那時候全地區會計比賽，我得第二名。感覺自己記憶力特別好，別人用算盤打，我用腦子算，比別人快。78年我弟弟考上大學，我也想考，一看考題，覺得自己數學不行，我想那就不考重點了，考個一般大學，我花了一年多時間，把中學課程學了一遍，沒有參加過一個補習班，沒有上過一次補習課，考前沒有做過一張卷子，就這么考上了，華師大是第一志愿。上大學就開始了讀書生涯，跟過去的生活告別了。

　　本報記者：你現在從事的工作是理想中的事業嗎？

　　易憲容：我覺得比較滿意。我選擇了這樣的一種做學問、讀書、處理家務事的生活方式。有時候夫人在國外，我自己帶小孩，很辛苦，但也沒什么，等她睡覺了，我就看書，已經成了一種生活習慣。只不過在不同情況下，要把握住如何處理好家務事和工作。

　　本報記者：我看到一個數字，說你每天要寫七八篇文章，而且涉及不同方面，你的靈感從哪里來？每天的時間怎么安排？

　　易憲容：七八篇有點夸張，一般是兩三篇吧。我一般情況下一兩個小時就寫好一篇文章，只要選題定了，靈感隨時在腦子里。看見一個現象，我立刻就可以做一個自己的解釋和分析，根本不要現找資料。現在發生很多事，我即使不看報紙，也都知道，因為有記者采訪，只要一發生什么事，記者就打電話來采訪了，你說了，就形成思路，也就可以寫成文章。我看東西很快的，一本書很厚，我一天就看完了，因為你頭腦里的知識概念都有了，看書時只是看自己不懂的地方。

　　我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起床，先到國內外網站看一下頭版，然后鍛煉，走一個小時回來，就看報紙，做研究，寫文章，晚上10點睡覺。中午不休息，我不開夜車、不暴飲暴食。

　　本報記者：借用書名《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問，你這代人心中的理想和最大的恐懼是什么？

　　易憲容：我作為50年代的人還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識為社會做點事情，最大的恐懼是擔心社會沒有一個讓大家自由自在發表言論的空間。

　　(國際航空報“空中財經名人訪”合作機構：歐美同學會2005委員會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北大國際MBA；網絡支持伙伴：新浪財經 。聯系方式Email:gjhk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