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蛟/文

　　經濟學家，2007年5月17日逝世，享年86歲

　　近30年來，在中國的經濟學學習者中，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高鴻業”這個名字。人們或讀過他翻譯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或曾以他編寫的《西方經濟學》為教材，或研習過他的其他論著。高鴻業，這是一個當代中國經濟學無法繞開的名字。

　　高鴻業1921年生于江蘇徐州，1944年畢業于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1946年進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學習經濟學，1956年獲博士學位；隨后任美國密蘇里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1957年歸國。

　　后來他談起這一選擇，說當時想的是，如果一生都“在外國給外國人打工”，“死的時候心里一定很不安寧”。毫不奇怪，1948年獲碩士學位后，他即有回國打算，并已買好船票。但當時解放軍“戰上海”，輪船無法靠岸，只能放棄。

　　歸國之后，高鴻業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任教，講授“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批判”——作為正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和“靶子”。我們今天無法知曉，當他負笈十載艱辛學成的理論一朝變為“反動學說”和批判對象時，究竟感受如何，但相信這一轉折確有著豐富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開始，高鴻業受到沖擊，進“牛棚”、挨批斗，搬磚頭、掃廁所；1969年人民大學撤銷后，他與其他教員一起被下放到江西，當農民，運大糞，直至1978年秋天人大復校。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批判”變成了“西方經濟學”，高鴻業也由“不惑”而接近了“耳順”。

　　高鴻業一生最大的關鍵詞，當屬“西方經濟學”。雖冠以“西方”之名，但“西方經濟學”其實是一個極富中國特色的詞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種稱呼無疑避免了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僭越之嫌，保留了介紹和學習西方經濟理論的空間。

　　1982年，高鴻業獨立翻譯并出版了近百萬字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第10版)。薩氏此書構建了“二戰”后至今西方國家經濟學教材的主流體系，一經翻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本書是當時國內惟一完整全面介紹西方經濟理論的作品，開一時風氣之先。當日學子與經濟界人士幾乎“人手一冊”，無數人經由這本書踏入經濟學大門。他們中的許多人日后成為改革中堅，經濟學啟蒙正是來自此書。高鴻業精到的理解和翻譯功不可沒，他也成為中國當代“西方經濟學學科主要奠基人之一”。

　　當然，高鴻業的工作遠不止于此。他的主要著述還包括《評薩謬爾森經濟學》(1988年)、《現代西方經濟學(上、下)》(1988年)、《西方經濟學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1994年-1996年)、《西方經濟學》(1996年)、《現代西方經濟學詞典》(1996年)、《一本拯救資本主義的名著》(2002年)等。此外，他翻譯了凱恩斯的傳世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主持翻譯了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第12版。

　　高鴻業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領域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西方經濟學被設為高等學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必修課后，高鴻業受當時的國家教委委托，擔任《西方經濟學》統編教材主編。其教材為全國眾多大專院校采用，直至盛行引進教材的今日，仍占有一席之地。

　　關于西方經濟學的性質，歸國后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高鴻業有自己的認識。他的看法是，西方經濟學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宣傳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從而加強對該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另一方面，也為資本主義制度面對的經濟問題提供政策建議。因此，對西方經濟學應取的態度是：“在整個理論體系上，對它加以否定；在個別概念、論點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資借鑒之處。”

　　以此觀點編寫經濟學教材，高氏通常在每章最后專辟一節，對前述各節內容加以批駁。對于他的做法，贊者有之，贊其堅持原則、獨立思考；貶者有之，貶其教條保守、不知所云；視而不見者、直接跳過亦有之，似乎也不影響其對經濟學整體體系的理解和把握。無論如何，今日的經濟學教科書市場上，種類繁多，不少學子入門即用外文原版教材。高鴻業書中的語境，如今對許多人已經顯得相當遙遠了。

　　不過，高鴻業與當代經濟學理論的最新進展卻并不隔膜。據稱，他始終保持每月去一次國家圖書館閱覽最新外文經濟學期刊和書籍的習慣，一直堅持到84歲高齡。

　　在人民大學校園中，流傳著不少稱頌高鴻業品行的故事。其中廣為引用的一個例子說，他從教50載，弟子眾多，卻從未開過“紀念從教某某周年”之類會議。一些后輩學子表示雖與高先生學術見解有異，但敬重之情長留心中。-

　　作者為《財經》雜志學術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