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龍/文

　　熊彼特“創造性毀滅”思想將顯示其力量

　　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幾個重要的模式，它們分別來自亞當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凱恩斯。

　　斯密對貿易、勞動分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論述，提供了經濟學的標準模式；李嘉圖和馬克思關注為什么市場會造成如此之大的收入差別，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凱恩斯則認為“供給創造自身需求”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但政府如果能夠恰當采取政策，可以創造出需求——無論你是否同意他們的觀點，這些思想都是繞不過去的。

　　但除此之外，我們還遺漏了一個模式，那就是約瑟夫熊彼特的學說。他被很多人稱為20世紀和21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至少《福布斯》雜志和諾獎得主索洛這么說。伴隨著熊彼特第一部完整傳記(《創新的先知：約瑟夫熊彼特與創造性毀滅》，托馬斯麥克勞著，哈佛大學出版社2007年)的出版，現在是我們好好思考熊彼特學說的時候了。

　　熊彼特1883年生于奧匈帝國，1950年逝于麻省劍橋。他曾在中歐做過教授，后又從政，官至奧地利財政部長，此后還做過銀行家，最終成為一名教授。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移民美國，是哈佛大學的講席教授，也是美國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

　　熊彼特思想的核心在他25歲前后成型，當時他正在撰寫他的首部重要著作《經濟發展理論》。在他之前，經濟學家都只關注均衡狀態(馬克思可能是個例外)，即競爭使產品以其生產成本出售，各種要素各自得到其邊際報酬。根據這種理論，經濟發展是一個緩慢和漸進的過程。

　　熊彼特指出，市場運行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就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是企業家或者創新者，即那些敢于冒風險的人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方式進行生產。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出現摧毀了一切封建的、傳統的和家族的關系和秩序。熊彼特的觀點則更進一步，認為市場資本主義也將毀滅原有的市場。他寫道，一種持續不斷的“工業化中的突變過程——如果我可以使用這個生物學概念的話——會不間斷地從內部顛覆經濟結構，不斷地破舊立新。這一被稱作‘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過程正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這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賴以生存的土壤。”

　　為什么說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前半葉的經濟發展驗證了和將要驗證熊彼特的觀點了呢？因為他找到了正確的路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政府的任務不僅是斯密所說的保護產權、監督契約的履行、維持社會秩序，還應該包括管理創造性毀滅過程這一異常艱巨的工作，從而使資本主義不致自我毀滅。

　　熊彼特第一個清醒地認識到，盡管資本主義具有巨大的創造性，帶來了巨大財富，但同時也具有巨大的破壞性。而那些擁有穩固市場地位、豐沛現金流和巨大財富的人們通常不會意識到這一點。熊彼特擔心，這樣的資本主義能否長期存在下去。在他看來，官僚制度、社會主義和民主制是扼殺創造性毀滅的最重要因素。

　　資本主義能夠存在下去么？熊彼特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不相信政府能夠保持平衡，既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使創造性毀滅能夠被民主政體所接受，又可以管住自己不去扼殺創造性毀滅過程，進而阻礙經濟增長。

　　如果熊彼特活到今天，他會把中國政府和新加坡的李光耀看作盟友。熊彼特認為，民主制度與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是互相沖突的。資本主義在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不平等。世界上那些實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最富有的國家，實際上是不穩定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持續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能夠長期保持民主制度。

　　在這點上，熊彼特可能犯了錯誤。他的經濟理論是出色的，但對政治或政策的判斷卻一團糟。例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并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沒有企圖破壞美國的選舉制度，把自己變成獨裁者。1933年，他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廢除金本位以及盡可能地壓低利率來擴大需求和就業，并沒有造成反生產性的或破壞性的后果。

　　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其他政治制度的國家里一樣存在。像李光耀和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是很罕見的。掌權的寡頭經常會害怕創新帶來的變化，特別是要求民主化的呼聲，就像熊彼特自己也了解的中國清朝的歷史一樣。

　　隨著創新力量不斷演變、壯大并造成新的破壞，在世界范圍內顯示自己的力量，熊彼特有望在21世紀取得應有的地位。不過，我們希望他是錯的——但愿創造性毀滅能夠生生不息，同時熊彼特擔心的公共秩序和政治自由也能泰然無事。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龍(Bradford DeLong)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