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如何進行宏觀調控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新課題。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幾次大的宏觀調控，都采取了軟著陸的方式，避免大起大落，取得了好的成果，應當說是可喜可賀。但是它畢竟還是大起軟落，造成一定的損失。科學的宏觀調控不是軟著陸，而是如何避免大起，使經濟協調發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為此就需要對宏調控的問題進行研究，進行討論，集思廣益，提高我國的宏觀調控水平。

　　(一)宏觀調控的目的主要是補短

　　目前我國的經濟過熱是屬于局部性的投資過熱，如鋼鐵、水泥、電解鋁和

房地產業等，去年投資增長在80%到1倍以上。今年1<[--]>-4月，這些行業的投資同比又增長35%<[--]>-93%。我國鋼材生產能力己達2.3億噸，在建生產能力1.3億噸，建成之后生產能力將達3.6億噸以上，超過美日歐俄生產能力之和；我國水泥生產能力已達8億噸，加上在建能力將超過10億噸，生產能力己超過全世界總生產能力的一半。在這些行業帶動下，使我國

能源、原材料和運力的供應都處于緊張狀態，是目前資源供給能力和環境都無法承受，因此要進行壓縮。與此相反，另一些行業的投資嚴重滯后。今年第一季度第一產業投資僅增長0.45%。符合新型工業化要求的投資卻增長緩慢。如電子信息產業作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主導產業，投資的80%是來自外資，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與民營經濟投資各占10%。軟件產業作為信息產業的一個重要行業，在印度，其產值己占GDP的16.7%，而我國尚不足1%。國內市場巨大的軟件需求，絕大部分依賴進口。發展軟件業不會增加多少資源消耗，也沒有污染，有利于發揮我國人力資源的優勢。

　　從今年3月份開始，國家實行宏觀調控措施，二季度的投資過快的增長勢頭得到遏制，投資增速迅速回落。3月份固定資產增速回落到43.5%，4月份回落到34.7%，5月份投資僅增長18.3%，增幅比4月回落16.4個百分點。1<[--]>5月份全國城鎮50萬元以上項目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543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4.8%，增幅比1<[--]>-4月份回落8個百分點�？梢�，這種壓縮投資增長過快的措施立見成效，而投資增加緩慢的行業要加大投資卻非常困難。大家知道，二板上市是扶持中小企業、特別是孵化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退出的主要渠道，但千呼萬喚始出來，前幾天八支股在深交所上市，第二個交易日幾乎全線跌停，近日己跌到發生價。股市本來是一個國家的晴雨表，為什么我國的經濟形勢這么好，而股市越來越糟糕，近日出現1元股。一個股市都長期調整不好，資本市場就不能正常發揮作用，新科技發展就缺少土壤，將短線投資拉長就難上加難。所以，宏觀調控的目的主要作用不是壓長，而是如何補短，才能使國民經濟平衡、快速、高效、持續地發展

　　大家都知道經濟學有一個水桶理論。一個水桶的容量不是取決最長一塊木板，而是取決最短的一塊木板。為了增加水桶的容量，上策是向最長一塊本板看齊，將所有短木板都補到與最長木板一樣高，水桶容量最大。中策是向中間一塊木板看齊，將長板鋸下來補在短板上，也可加大水桶的容量。下策是向最短一塊木板看齊，把所長木板都鋸掉，水桶的容量一點也沒有增加。上策是只得不失，但最難作到。下策是只失無得，應當擯棄的。只有中策是有得有失，應當成為追求的目標。所以壓長補短是選擇的最佳方案。將這一理論運用在宏觀調控上，其基本任務應是將短線拉長，而不只是將長線壓短，這才是宏觀調控的根本目的。從現實來看，壓長線的成績比較顯著，而拉長短線的效果并不明顯。

　　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當市場上某一類商品供不應求、價格上漲時，只要不是人為的囤積居奇，宏觀調控的任務應該促使該行業增加投資，擴大生產，加大產品的供應量，使價格回落。而壓長是壓縮投資、減少產量，反而使價格會回落，緩解市場上的供求不平衡，其道理不好理解。當前，我國鋼鐵的生產能力絕對量很大，但人均鋼鐵時水平還很低，因為實行工業化和城市化主要依靠鋼鐵和水泥。日本在經濟起飛時，人均鋼鐵至少1噸，而我國目前人均還不到300公斤。按人均1噸鋼鐵計算，我國至少還缺10億噸，中國不是鋼鐵多了，而是鋼鐵太少了，壓縮鋼鐵和水泥投資，實質上會減緩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度。有人可能說，中國是一個鐵礦貧乏的國家，供應乏力。其實中國的鐵礦資源就是這么多，不會再增加了，那么還需10億噸鋼鐵的礦石怎么辦。鋼鐵的生產能力的限量不是礦產資源，而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日本的礦產資源比我們還貧乏，為什么它能發展起來，主要靠國內外兩個市場，只要有錢全世界的礦產供你挑選，上海寶鋼就是這樣做的。

　　(二)宏觀調控壓長主要應去劣

　　雖然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補短，但對長線也不能掉以輕心，有時也要采取一些手段去壓長。當補短在短期內不能見到成效時，采取壓長也會取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使供應緊張的形勢暫時得到緩和，不平衡的局面有所改善。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企業主體多元化，在壓長中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一視同仁。在這些新擴建的項目中有的技術含量較高，投資成本較低，有的情況正好相反，應區別對待。所以在壓長的過程中，提出有壓有保，這是十分正確的。但目的要明確：壓的是劣，保的是優。不要從所有制來分，國有大企業保了，而民營企業壓了，經濟效益差的保了，經濟效益好的壓了。目前寶鋼、武鋼、中鋁等國有大企業，雖然也在宏觀調控的范圍內，但投資擴建沒有受到影響，而新建的民營企業基本上都停建。假如有一個國有大鋼廠擴建1000萬噸的生產能力，投資需500<[--]>-600億，占地12000畝，是國家計劃批準的。另有一個民營鋼鐵廠，擴建一個年產840萬噸，投資100個億，占地9000畝，是地方政府批準的。當國有企業投資成本高于民有企業，而民有企業不是低水平的建設時(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會長吳溪淳語)，在這種情況下應壓誰？如果壓民營企業，就是在優勝劣汰規律面前不平等，不是一視同仁，沒有享受同等國民待遇。這樣就出現了“國進民退”，無形中就維護了國有企業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地位，與十六大的精神不一致。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對重復建設正名。沒有重復建設就沒有競爭；沒有重復建設就沒有優勝劣汰；沒有重復建設就不會有技術進步；沒有重復建設就不能打破壟斷。所以，重復建設是技術進步的推動器，是優勝劣汰的戰場，是打破壟斷的有力武器。正因為這樣目前政府不再籠統提出反對重復建設，而提出反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那么由誰來評定高低？如果由政府來評定，很難避免一刀切。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主要是政府行為。因為它要爭取國家投資，上項目，鋪攤子，樹政績，不考慮經濟效益，這是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病根。要根治這一頑癥，不能揚湯止沸，而應釜底抽薪，不是簡單地反對重復建設，而是改變政府的投資。

　　重復建設和優勝劣汰是一對孿生兄弟，只有重復建設才能優勝劣汰。重復建設是要付出代價的，而這一代價所換取的是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是值得的。這是一個定式。政府宏觀調控的功能不是制止重復建設，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用經濟手段實現優勝劣汰，因為政府無法確定那一個項目是低水平的建設，那一個項目是高水平的建設，只有市場才能裁定。

　　(三)宏觀調控主要是用經濟手段

　　一般講宏觀調控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在這三個手段中主要是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輔之。這種經濟手段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而不是在市場之外，另有經濟手段，而是在市場之中，是通過銀行的儲備金率、利息率、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自有資金率等；還通過財政、稅收等政策，來通過市場機制，影響企業的經濟利益，使其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所以它和計劃經濟下的調控不同，一是面對的不是個別企業，而是所有企業；二是由市場面對企業，國家是通過市場，間接面對企業。去年

鋼鐵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96.6%；今年笫一季度鋼鐵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07.2%。鋼鐵投資過熱信息早已發出，但到今年4月27日，國務院才發出將鋼鐵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資本金由25%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的通知，這一通知很必要，但是太遲了。鐵本是在國務院發出通知之前，己向銀行貸款43.3億元，可它自有資金只有3個億，負債率高達1330%，對它根本沒有約束力。在通知發出后鐵本新建的6座高爐中，已有兩座接近完工，6月份即可投產。這表明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不及時，再加上銀行不能嚴格貫徹執行國務院的規定，才出現了鐵本事件。從鐵本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對鋼鐵業進行宏觀調控時，只動用自有資金率，其他經濟手段沒有采用。動用金融方面的手段是遏制投資過熱的有力武器。動用財政、稅收手段是抬高進入鋼鐵行業的門坎，減少資本的流入。當宏觀調控通過市場不能起到預期效果時，才采取行政手段，但嚴格說來這不是正常的宏觀調控，它是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是在市場經濟之外，很難避免一刀切，它所造成的損失應由誰負擔？同時這種手段只是治標不是治本，一旦鋼材價格上漲，涌向鋼鐵業的投資又會回潮。

　　正常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它是在市場經濟之內，只有通過市場才能面對社會、面對所有企業，而不是面對個別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企業都是平等的，它只有優和劣之分，而無有國有民有之別。只有在市場中才能顯示出哪些企業是優等的，哪些企業是劣等的。也就是說，在宏觀調控中企業的優劣不是政府說了算，而是由市場來選擇。只有優勝劣汰規律發揮作用，才能避免一刀切，才能使壓和保有一個客觀標準。

　　(四)宏觀調控的障礙主要來自體制

　　我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生了天翻地復的變化，取得了世人睹目的成就。隨之經濟利益主體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1994年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制以后，地方的利益凸現出來，近幾年民營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己經與國有經濟可以分庭抗禮。這樣就出現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營企業三個投資主體，就有三方面利益的代表。據統計今年前兩個月，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12.1%，而地方項目投資增長卻超過64.9%。民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例，由1994年的31.83%上升至2002年的48.25%，再加上外商投資，私營經濟投資已超過社會總投資一半以上。

　　在這樣投資主體的格局下，當地方政府得不到中央投資時，很容易與民營企業聯手，規避中央政策來發展地方經濟，出現局部的投資過熱。江蘇常州鐵本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鐵本鋼鐵廠的老板原想在老廠進行擴建，后經常州市的領導幾次動員，才到長江沿岸新設立的開發區<[--]><[--]>新北區建新廠。其新廠立項設計經過6個月的反復調整，年產量從200萬噸，最后增加到840萬噸。投資100個億，占地9000畝。這么大的一個項目，經市里有關部門策劃，分折為22個項目申報。一些投資項目批準為2980萬美元，不超過市里批準權限的3000萬美元。對土地占有分為14個項目申報，每個項目占地不超過市里批準權限的600畝，市里一天就批復。這個項目最后都得到省里發改委和國土廳的同意。

　　常州市的領導為什么熱衷于把這個項目搞大，給了那么多方便和優惠條件，其主要目的是想把常州市的經濟搞上去。常州素有“八邑名都，中吳要輔”的美譽，向來以“蘇錫�！辈⒎Q，而現在連南通、徐州的國內生產總值都超過它；在新千年江蘇“三圈四市”的城市發展戰略中，未來建設的四個特大型城市中都沒有常州。在這種形勢下，常州市的領導只要不是飽食終日、無所視事的，只要有責任心和事業心的、想作出一些成就的人，能不著急嗎？常州的領導這次在鐵本事件中跌腳了，但其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地方官員是在目前的體制格局中如同棋盤上的一個棋子，在其位就應謀其政，當一任地方官就應為當地謀利益。有人說有些地方官為了政績，為了自己的升遷搞一些大項目。我想這些項目只要是實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是弄虛作假的、對地方有利的，就不應受到非議。如果一個士兵不想當元帥，就不是一個好士兵；一個地方官不把本地經濟搞上去，就不是一個好干部。只要我們還存在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分割的格局，還是以GDP作為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標準，地方與中央的矛盾必然會存在，中央不給地方投資，地方政府會利用民營經濟來上一些產值高、對地方有利的項目，膽大的敢鉆中央政策的空子，膽子小的打擦邊球，繞著紅燈走，中央一些規定必然會被突破，可謂防不勝防，這是體制決定的，誰坐在這個位子也會這樣做，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所以，我們要想使宏觀調控能很好發揮作用，重點應排除體制的障礙，少追求個人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