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何偉

　　最近北京電視臺在新聞報道中，播放了兩條內容：一條是用起重機砸壓無人認領的黑車，另一條是在北京市海淀區小南莊的馬路上，城管人員追趕個體戶賣水果的汽車，場面非常“壯觀”，個體戶拉西瓜的汽車一見城管汽車來調頭逃跑，撤了滿地摔破了的紅囊綠皮西瓜，周圍是圍觀的群眾。這時畫面上一位女城管員出場，講述追趕個體水果販的理由：一是無照經營；二是亂擺攤，影響交通；三是缺斤短兩，坑騙顧客；四是亂丟垃圾，影響市容，必須堅決取締。這兩件報道內容不一樣，但結果是相同的，都是政府不發給他們牌照成為非法經營。黑車被扣押，水果被沒收，還要進行處罰和罰款。這一報道，一方面表明政府執行政策的堅定性；另一方面表明政府執政的威力，要產生一種威懾力量，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其實城市下崗職工，東拼西湊弄一點錢買輛低價汽車，出來拉一拉出租，掙一點錢，養家糊口，這應該是一種生存權利，不應被禁止。農民夫妻二人進城好不容易弄一輛汽車賣水果，也算找到一條生路，養活一家老小。但城管不允許，他們只能一人放哨、一人賣，看到城管車來趕快跑，與城管打游擊。其實他們也沒有什么背理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些取締理由都不是違法行為，屬于管理問題，而不應被取締。起重機所砸的不是黑車，而是他們的飯碗，等于二次失業。在正常情況下，政府應是幫助失業者就業，現在是政府制造失業。城管驅趕的小商販，就剝奪了他們謀生之權，這有背于中央對農民的“放活”政策，如果他們不回農村老家，政府又為城市增加了一些流浪者。

　　我們的管理者能不能舍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是一個下崗職工，在就業無門時，自謀生路，不要國家一分錢的情況下，想法開出租車掙點錢糊口，這應當是他們的權利，不應該被剝奪。所謂黑車是因為政不發許可證才“黑”的，是政府讓他們黑的，其經營的事業并不黑，而現在遭到禁止，自己會怎樣想。自己如果是一個農民，在中央“放活”政策鼓舞下，進城想謀點生意，在不要國家一文錢的情況下賣水果，而被政府取締，自己有何設想。現在我們政府官員有一種傾向，在發展經濟時，重視國有經濟輕視民有經濟，在對待民有經濟時，重視大型私有經濟而輕視個體經濟。其實應該一視同仁，甚至應向個體經濟傾斜，因為他們是弱勢群體，需要大力支持。

　　大力發展個體經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個體經濟是從事小規模生產、營銷、服務的商品經營者，它起點低，經營簡單，小本生意，但從業人數眾多，擁有一個龐大群體，是一種人民大眾經濟，他們在發展經濟、活躍市場、方便人們需要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重要作用。大力發展個體經濟，是貫徹中央的“放活”政策，使這一群體自謀生路，早日達到全面小康水平，這對于維持社會安定，建設和諧社會，都有著重要作用。

　　二、大力發展個體經濟，會使社會很大一個群體從自然經濟進入市場經濟，從一個自給自足的消費者，變為創造價值的生產者，使市場經濟在廣大農村得到發育和成長，促進城鄉交流，改變農村的面貌，縮小城鄉差距，推動新農村建設。

　　三、從事個體經營者往往是由弱勢群體組成，發展個體經濟就是解決千百萬勞動人們的就業問題，開辟一條自謀生計之路；大力發展個體經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城市能緩解下崗職工的壓力，農村能轉移富余勞動力，這對于解決他們的困難，減輕政府負擔，緩解社會矛盾是大有益處的。

　　四、大力發展個體經濟就為這個龐大群體提供了一個發揮他們才能的平臺，可以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一些優秀人才就會脫穎而出，成長出一批優秀企業家，如溫州的正泰電氣集團的南存輝，臺州飛躍縫紉機集團的、曾被朱镕基總理譽為“國寶”的邱繼寶，以及北京的大碗茶股份有限公司，他們都是從個體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在全國可以說是數不勝數。他們帶動了一方經濟發展，富裕了當地的父老；有的進入世界市場，創建了中國的名牌。

　　五、發展個體經濟有利于促進中央提出的建立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結構。這些個體戶為了經營的需要，買汽車、購房子，逐步成為殷實之家，使中產階層不斷擴大，形成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這對于建設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是大有好處的。

　　六、發展個體經濟能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個體戶基本上都從事服務行業經營，而目前我國三產發展緩慢，需要大力發展個體經濟來推動，這既解決了大批人的就業，又推動了三產的發展，可謂一舉兩得。

　　從上可以看出，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發展個體經濟有著非常重要作用，各級政府應該大力支持各種形式的個體經濟大發展。

　　上面所舉北京市的砸黑車和驅趕賣水果的個體戶，都說明我國目前一些城市管理者的觀念，還不能完全相適應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仍用計劃經濟那一套來設計市場經濟，還采取管制經濟。就拿北京市的出租汽車業的設計來看，只能允許出租汽車公司壟斷經營，不許個體戶來經營，其理由，一是控制出租車的總量，減緩北京交通堵車的壓力；二是便于集中管理，提高服務質量。首先所謂控制出租車總量也是失敗的，北京出租公司擁有汽車6萬7千輛，有人估計目前北京黑車也有7萬輛(這還是政府在加大打擊黑車力度的情況下的擁有量)，其數量略高于出租公司，實際上控制總量是不成功的。因為市場上需要的汽車數量，不是靠政府制定的數字來控制，而是由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的。所以這種作法本身就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其次服務質量主要不是靠集中管理就能提高，目前北京出租汔車司機的素質不高，服務質量比較差，主要是由于壟斷經營形成的。這種管理體制的設計，一是違背了中央提出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并存的方針，為什么不可以采取多種經營方式并存，既有出租公司經營，也讓個體戶經營。目前北京的白車和黑車加起來有15萬輛，表明市場有需要，否則在政府嚴厲打擊下，這些黑車還能存在，社會需要才是控制總量的關鍵。在中國也不是所有大中城市都是由出租公司一種經營方式，據說溫州就沒有汽車出租公司，完全是個體戶，其需要量的控制和服務質量的水平都是由市場制約，社會是比較滿意的。既然有的城市能采取這種形式，為什么其他城市不可以采取多種經營形式呢？多種經營形式并存，可以相互競爭，由市場的優勝劣汰規律來決定出租車的數量和促進服務水平的提高。

　　出租汽車行業是適合個體經營的一個行業。出租汽車業的經營特點是：流動性大、分散性強，司機必須是單兵作戰，汽車運行、安全、保管、維護完全由司機負責，而經營的好壞完全取決于司機的努力，與公司制毫無關系。椐這次北京提高租費的調查中，有71%的司機強調：應該是個體經營。當問到個體或公司經營各自的利弊時，他們認為個體經營方式更加適合出租車行業，個體經營可以提高司機的收入，降低勞動強度，減少剝削，利于乘客；最為重要的是，個體經營可以增加國家稅收。有人推算，如果按目前北京市政府對個體司機的征稅標準，一年至少稅收可以多收1.35億元。如果全部變為個體司機，每年可增加12億元的稅收。北京公司擁有出租車6.7萬輛，一年的份錢總額為36億元，出租車風險抵押金總額至少有23億元之多，這些都被公司無償使用。出租司機工作時間長，每天平均13小時，還沒有節假日，每年的工作量大約是正常人的3倍，而收入在減少，2004年每月實際收入大約為2100元，比上一年平均每月減少收入593元，這與公司所收車份過高有關，有91%的司機呼吁降份錢(以上數字均見《改革內參》2006年笫13期)。可見這種公司制，坑了國家，苦了司機，虧了乘客，增加了司機與政府的矛盾，只對公司有利。據說今年7月1日，北京部分出租司機罷工，人們不明白，剛上調了出租車費，司機們為什么還罷工，結果是政府的油價補貼被迫保留下來，增加了政府的開支，而出租汽車公司無有任何支出。不知為什么，本來應是司機與公司的矛盾，現在轉化為司機與政府的矛盾。政府給出租汽車公司特許經營權(其中也難免有特殊關系)，使他們無償占有社會優質資源，進行壟斷經營，把個體戶排斥在外，成為非法黑車，這一群體的人數與公司的司機人數幾乎相等。政府打擊黑車等于斷了他們的生路，維護壟斷公司的利益，增加了社會矛盾，增加人們對政府的不滿，這一后果政府應認真考慮。為了廢除行政性的壟斷，推進市場化的發展，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必須對這種公司制進行改革。一種是取消公司制，實行個體經營。另一種是為黑車開綠燈，公司制與個體戶并存。在這次問卷調查中，“反對單純公司制，發展個體制幾乎是司機一致的呼聲。”放開個體戶經營，政府擔心可能有兩個問題，一是出租車總量如何控制，二是對個體戶如何管理。我想這兩個問題好解決，出租車的總量由政府預測，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對司機的管理，可以組織行會來自行管理，應相信他們自己能管理好自己。其中關鍵問題是政府要放手，應從管制職能過渡到管理職能。這樣就能加強群眾自治機構，減輕政府負擔，降低管理成本，還能提高社會的滿意度。

　　順便說一下，現在有的地方在發放個體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時，高價收費，或者競價拍賣，這樣做不符合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原則，有背中央的關懷弱勢群體的精神。一些城市拍賣私家汽車牌照，私家車主花高價為了獲得一個吉利的牌照號碼，而出租車戶是為了謀生，他們傾家蕩產能買到一輛低價車就很不容易了，現在領取經營許可證政府又要他們付出高額費用，這是趁火打劫，敲竹杠，對他們的困難是雪上加霜，加重了個體戶的負擔，是不可取的。

　　再一個問題是城市管理如何對待農民進城經營的小商小販。現在農民進城打工的問題己引起各級政府重視，而進城經營的小商小販還受到歧視。其中也有一個管制和管理的區別，作為管制來說很簡單，只要采取強制手段予以取締、驅趕、沒收、罰款，問題就解決了，但這些小商小販的生活怎么辦，就成了社會問題。作為政府要關心人們生活，應該是全方位的，不能有的關心有的不關心，特別對弱勢群體應該倍加關注。既然這些農民進城來謀生，應給他們開方便之門，引導他們就業和規范經營，這也是幫助國家解決農民問題的一個途徑，不應拒之門外。既然這些農民在城市經營小商小販能夠存在下去，說明城市居民有需要，政府就不應禁止。至于在經營中占馬路妨礙交通、缺斤短兩、妨礙衛生等問題，都屬于管理和疏導方面的問題，如對他們可以劃分經營地段，制定經營規則和要求，將他們組織起來建立行會，自我管理、自我檢查、自我約束、自我處分，政府可以監督、檢查。為了便于這些小商小販建立自律組織，可以根據居住地區把他們組織起來。在城市從事三產的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生活一個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城市做出了巨大貢獻，城市應予以回報。我一再呼吁，當地政府應為三產農民工蓋宿舍，低價租給他們，這既是城市對這些農民工的關懷，也是集體居住便于管理，又使農民工的居住條件得到改善，具有衛生和安全感，有一個溫暖的家。政府如果能這樣作，就不要再用貓捉老鼠的把戲，到處驅趕小商小販，這既能減輕政府的負擔，又減少管理成本，還給這些人以生活出路，方便了居民的需要，可謂多方滿意。

　　對于發展個體經濟，國家也應該有個統一政策。目前發展私營經濟國務院有一個36條，對待農民工國務院出臺了《若干意見》，但對待個體經濟還沒有一個統一政策。個體經濟人數眾多，包括大量市民和農民，經營范圍廣，行業復雜，涉及到許多方方面面。但各地在政策上是大向徑庭(大城市基本上是取締)，全國應有一個統一的明確政策，給弱勢群體一個就業機會，使他們一條生路，這也符合中央提出的更加關注社會公平的精神。扶持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在目前應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使我國個體經濟迅速、健康、澎湃的發展，加速我國社會經濟面貌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