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獲碩士學位；1999年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在英國SUSSEX大學、進行過合作研究、美國西北大學KELLOGG商學院高級訪問學者。主攻戰略管理、企業生命周期管理、領導藝術等。北大光華管理學院EMBA《戰略管理》、EDP《戰略思維》主講教授，也是最受學員歡迎的教授之一。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出版著作、譯著四部。

　　5月28日-6月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劉學。----編者按

醫療費用上漲與醫德醫風下降問題溯源     5月28日  星期一

　　劉學 史錄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產生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醫療費用增長速度過快，導致部分患者有病難醫；二是部分

　　對這兩個問題產生的原因，學術界、醫療衛生界從多方面進行了研究。“主流”的研究將醫療費用快速增長的根源歸結為“成本驅動”：藥品銷售過程中的高定價、高回扣現象(曹秀玲，2005；鐘劍萍，2004等)；醫院競相購買價格昂貴的大型醫療器械，而這些醫療器械利用率低，成本高(張明明，2004)；治療過程中的一次性耗材、手術器材、麻醉等價格增長過快(程茂金等，1999)等。

　　關于醫德、醫風下降的根源，主流研究將其歸結為“環境誘導”：如腦體倒掛的不公平說、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誘因說、制約與監管不力說等(陸家華、馬小平，2005；潘曉元，2004；潘云華,2004)。

　　基于上述研究提出的政策手段，包括對藥品、衛生材料、醫療器械進行集中招標采購，控制價格的快速上漲；改變醫保機構的費用支付方式，按照病種收費；加強政府監管；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等。但是，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已經實施5年多，藥品、衛生材料價格上漲的趨勢未見緩解；加強監管和職業道德教育，也沒有明顯可見的成效。顯然，“成本驅動論”和“環境誘導論”的解釋能力和政策效果是有限的，我們必須探詢醫療費用上漲和醫德醫風下降的內在根源。

　　在醫療市場中，醫生是患者醫療消費的實際決策人。醫生的檢查和治療決策一方面決定醫療服務的質量，另一方面決定患者、醫保公司的支出。決定醫生診治決策的因素，包括醫生的專業知識、技能、信息和決策動機，其中，醫生的決策動機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醫生只有正確的決策動機，才會有效地利用專業知識，正確地收集患者信息，做出有利于患者的治療決策。

　　Trevino(1986)提出一個個體因素與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道德行為決策模型，認為組織環境中個體的道德行為與組織結構、業績評估導致的壓力等存在密切的關系。

　　Brickley，Smith和Zimmerma(2002)發現，商業倫理與組織架構(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組織架構決定組織成員的行為選擇，包括那些關乎道德意義的行為選擇。組織架構和道德規范，共同構成了組織中個體行為的重要驅動因素。

　　Brickley，Smith和Zimmerma(2003)進一步指出，組織架構(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的核心組成部分包括決策權分配(Decision-right Assignment)、業績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與激勵政策(Reward System)。這三個要素就象一個凳子的三條腿，它們只有在協調和平衡的情況下才能有助于實現組織的目標。如果授權給相應的管理層次，就必須保證授權對象所做出的決策符合組織的目標，這就要求組織必須改革其激勵系統和控制系統，使授權對象有動力或必須做出對組織有利的決策。擁有正確決策所需的信息和知識，僅僅是做出正確決策的必要條件，但絕不是充分條件。動機是至關重要的，假想管理者天生地具有做出符合組織目標的決策的動機，是不切實際的。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有綜合醫院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基本圍繞著組織結構變革而進行的：一是從相對集權的管理模式向以科主任負責制為核心的分權模式轉變；二是從籠統的主觀業績評估，向以成本核算為基礎的客觀的業績評估轉變；三是激勵政策從主要與工齡、職稱、職級等資歷因素掛鉤，向主要與客觀業績評估結果掛鉤的方式轉變。當然，不同醫院完成轉變的時期不同，有些綜合醫院至今還在繼續沿用傳統的管理體制。

　　Gilmartin和Freeman(2001)認為，從股東(shareholder)角度看，醫院與盈利性機構是不同的；但站在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角度看，醫院與其他盈利性機構的管理與運營并不應有本質不同。所以，我們運用Brickley等人提出的分析架構，考察國有綜合醫院在決策權分配、業績評估和激勵政策方面的變革對醫生行為、醫院運行、患者、第三付費方的影響，并探詢醫療費用上升、醫德醫風下降的微觀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