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新生

　　中美兩國戰略性經濟對話結束，在雙方公布的實質性成果中，沒有談到匯率問題。這使得美國國會某些議員大為不滿，他們聲稱要通過法案向中國施加更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

　　查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實質性成果清單，中美兩國在采購、金融、航空、貿易、知識產權、旅游、能源環境等方面都有實質性進展，中國之所以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沒有遵從美國的意見，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人民幣快速升值會帶來下列非常嚴重的后果：

　　首先，人民幣升值將會導致中國的出口急劇下降，中國東南沿海許多出口型企業紛紛破產倒閉，會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就業人員失去工作崗位，會使那些為出口產品配套的生產企業處境艱難。在整個世界經濟循環體系中，如果加工廠出了問題，那么上游的設計、規劃、原材料采購、運輸，下游的產品銷售、貨物運送、出口報關乃至廣告、銀行、餐飲等行業都將面臨困難的局面。所以，人民幣升值不僅僅意味著中國出口規模的減少，中國產品

競爭力的下降，還影響一系列相關產業發展及其從業人員的生計問題。

　　其次，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發展模式，一旦

人民幣匯率發生重大變化，導致中國產品生產成本增加，那么，外國資本將會在第一時間作出選擇，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失去大部分動力。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將會導致就業崗位供給不足，社會失業率直線攀升。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通過加大政府投資，確保經濟的發展速度，而這樣一來中國出現通貨膨脹將不可避免。由于中國經濟輻射東南亞各國，并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失控現象，必然會導致世界各國經濟受到各種負面性影響。

　　第三，中國產品出口美國，使美國消費者普遍受益。一旦失去中國產品，那么美國的消費者將大幅度增加支出，從而使美國普通民眾的生活品質發生改變。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議員迫使人民幣升值，目的是為了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但實施的結果恰恰會導致美國對其他國家出現更多的貿易逆差。當美國不得不用更高的價格從替代國進口日用消費品的時候，美國的決策者就會意識到，美國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快速增值，是一個損人而不利己的政治性決策。這個決策除了增加美國家庭的負擔之外，不可能給美國帶來實際的利益。美國國會議員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對美國存在著巨大的貿易順差，而人民幣升值是減少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有效辦法，那么迫使人民幣快速升值，有助于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種直線思維方式，既沒有考慮到匯率政策與貿易順差之間的復雜關系，也沒有考慮到替代性進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純粹屬于政治上的考慮。

　　第四，中國長期實行外貿與內貿的雙層運行機制，這就使得人們誤以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只影響外貿出口，而對國內貿易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其實不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化，內外貿統一早已實現，外貿出口對國內市場經濟發展的傳導作用越來越明顯。許多企業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為外貿產品加工生產提供配套性服務。如果外貿出口受阻，將會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中國企業就會面臨嚴重的問題。

　　第五，消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除了生活性消費之外，還有生產性消費。人民幣升值對于生產性消費的影響不言而喻，對于生活性消費也可能產生實質性影響。譬如，人民幣升值導致人民幣購買力增加，而購買力增加將會破壞中國業已形成的以儲蓄為穩定基石的供需結構，一旦中國出現需求過旺的現象，那么，中國的經濟令人堪憂。事實上，目前中國在房地產、證券投資等領域的過熱現象，已經充分說明，如果人民幣升值繼續推動購買力提高，中國壓抑多年的通貨膨脹現象將會出現，到那個時候，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必然會導致中國的經濟失控。

　　總而言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必須遵從市場規律，但在目前狀態下，如果政府過快放手，導致人民幣匯率異常波動，人民幣升值過快，那么將首先損害中國的經濟，對美國的經濟發展也不會產生正面的影響。美國國會山上的政治動物們把人民幣作為政治炒作的題材，其實是一種愚不可及的策略。我們無權干預美國的內政，但我們必須看好自己的錢袋，防止匯率變化受制于別國的政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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